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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连尼科夫那些同事们的眼里，他完全是一个“为现行制度而活着的人”， 赫连尼科夫的确非常复杂，在音乐学院他是成功的教师，与席巴林、萧斯塔科维奇等人一样受人尊敬，然而，在机关里他就是一丝不苟的官员，是苏联作曲家协会的秘书长、主席（1948-1991），一个难以接近的领导。
当西方记者走进赫连尼科夫居住的公寓，就可以看到了书柜里和墙壁上挂满的各种照片，他似乎特别珍视与斯特拉文斯基的那张合影。这些年赫连尼科夫在写自传，据说是为了回击那些关于他的不实之词，特别是所罗门·伏尔科夫的那本影响很大的书。1993年，在前苏联解体与赫连尼科夫离休后，西方记者采访了这位前苏联音乐的强权人物，问及了许多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赫连尼科夫与萧斯塔科维奇的关系。
您能告诉我一些关于您的背景资料吗？
材料就在这里，是用英语写的，我的传记，在美国出版的。
从这本传记里我们发现您游历很广，您似乎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到世界各地旅行？
所有的问题都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而烟消云散。铁幕使我们与外界隔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西方同行与他们的音乐一无所知，我们被与世隔绝了。
在斯大林时代您没有离开过苏联吗？
没有，没人能够。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后，西方作曲家才被允许访问苏联，于是，苏联与西方同行之间的交流开始发展起来。1959年，第一个苏联作曲家代表团访问了美国，成员中就有卡巴列夫斯基和萧斯塔科维奇。不久，我们也受到邀请，从此，友谊不仅限于音乐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也得到了发展。50年代，（前苏联）总的形势是否定自己的音乐文化，新的作品与形式开始渗透进来，当然这是在有限范围内的。
在斯大林时代您是否由于在苏联作曲家中的核心职位而获得了某种特权？
在斯大林手下我当了五年的秘书长（指苏联作曲家协会），但是，我自认还是一个普通的苏联作曲家，这从我数量庞大的作品就可以看出，不过，当时的传播网络还很不健全，因此，这些作品的影响很小。后来，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这些作品变得重要起来，我们与法国、美国与意大利的作曲家逐渐建立了官方与私人的友谊。在斯大林时代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任何海外关系都必须及时断绝。
您必须保持与斯大林观点的一致，同时又要顾及作曲家协会成员的要求，请问，您是如何处理这个关系的？您是政权与作曲家之间的媒介吗？
作曲家在我们的国家完全埋头于创作，他们与政府之间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些特殊关系。他们像普通苏联公民一样生活，政府用斯大林奖金来鼓励他们的创作。1949与1950年普罗科菲耶夫、萧斯塔科维奇和哈恰图良都得过这个奖。我是斯大林奖金评选委员会的主席。
您是委员会的成员，那么，您是否要求作曲家写过符合这个奖所要求精神的作品呢？
没有，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作曲，当然，题材会有一个倾向的问题。（说作曲家们按照上面的授意来创作）这很荒唐，我是作曲家协会的领导，可是我从来没有写过作品歌颂斯大林或者其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哈恰图良和普罗科菲耶夫干过。我是作曲家协会的头，按照你所说的逻辑我应当写这种作品，写歌曲或者其他任何体裁的音乐。但是，我一部也没有写过，哪怕是一首歌，去奉承我们的领导人。因此，完全没有压迫的说法。1950年，萧斯塔科维奇写过关于森林的作品，普罗科菲耶夫写过歌颂斯大林的康塔塔，哈恰图良在国歌方面曾经与斯大林与伏洛希洛夫合作过。
历史学家们对您和您的功绩的评价公正吗？您自己说过他们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我感到不公正，不过我想那些都过去了。现在，主导舆论对我很不利，先锋派总是抱怨他们的作品受到禁止，事实是没有任何作品被禁演，那些禁令其实不是针对作曲家们的。当我们的先锋派们抱怨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是少数人，他们得不到广大音乐爱好者和我们的那些伟大作曲家们的支持。如今，再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们了，他们有自由到处演出他们的音乐，可是，哪儿有市场呢？他们只是一个小团体，并且继续以他们的方式存在。
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不是经常能够有机会在西方演出，这是您说过的吧！可是，如今在西方几乎没有哪个音乐节不演出施尼特克或者古拜都林纳[1]的作品。
他们注定要成为受难者。
也许您并不认为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
他们都很有才华，我们有许多这样有才华的作曲家，当然施尼特克和古拜都林纳也在其中，但是，对他们的重视被夸大了，关键是看他们能不能坚持下来。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才能坚持到最后，萧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卡拉维，斯维里多夫[2]都是这样的人。
您不认为古拜都林纳的成功来源于忍耐吗？您觉得今后哪些天才的名字能够为西方所熟知呢？
我不是预言家（大笑），那是赶时髦和跟风。在世的作曲家里我认为可能是斯维里多夫，谢德林、艾斯佩和鲍里斯·柴可夫斯基。对于施尼特克和古拜都林纳我也很尊重，但是没有理由得出结论他们就是我们音乐文化的领袖。
谁能够继承萧斯塔科维奇的传统？
在音乐学院有不少我的学生都是富有才华的青年作曲家，你们如果有机会可以听一听我学生的作品，比如杜宾尼，我也很喜欢戈鲁贝科夫，他们都是很棒的钢琴演奏家，也是我最年轻的一批学生。在那些早年的学生里，数一数二的当然是亚历山大·柴可夫斯基，今年已经42岁了，他是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之所以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是因为我们有着悠久的音乐传统，他们不仅有天才，还经过了刻苦的训练。虽然许多音乐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我仍然对俄罗斯音乐的未来抱乐观的看法，我们有着一大批成长起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音乐家，当15、16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演奏得非常出色。前不久我的大提琴协奏曲在音乐学院大礼堂首演，担任独奏的斯特洛夫只有16岁，是个有很大潜力的大提琴演奏家，在法国音乐节上他也曾演奏过。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演出时担任独奏的也是个14岁的小女孩，名叫娜塔莎·泽加斯卡娅。
我希望回到我们之前谈论的话题上，也就是斯大林去世前后的事。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因为斯大林的去世而迎刃而解？或者，请原谅我的无理，许多问题在他去世之后依然存在？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随着斯大林的死而得到解决，但是那些最棘手的问题还是解决了。党的领导在四年之前就中止了，在戈尔巴乔夫的时代也是，但音乐不会停止。新的问题是如今的文化主管部门对艺术毫无兴趣，当有人提出建议的时候他们会说：“见鬼去吧！”
最后一个问题，当您身居高位的时候，已经有一种评论在酝酿，比如，在许多人眼里您是一个坏人，尤其是在伏尔科夫的那本书里。
所有一切都是谎言。这本书与萧斯塔科维奇完全没有关系，这些谎言是为了金钱。肮脏的，可怕的，讨厌的谎言。我在写回忆录，大概在春天，3月或者4月将出版，大约300页，都是依据真实事件、谈话和文件。一切都来源于档案，也可以看作是那个时期苏联音乐的历史事实。我引用了大量机密档案来说明1948年的事情和其他事情，我描述了与斯大林的会面，会很有趣。
您如何得到这些证据？
我得到了作曲家出版社领导罗伯托娃的支持和帮助，她允许我看那些以前的档案，当时我几乎每天都和萧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他们打交道，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晚年我成为了他的密友。我的书会非常有趣。
现在我想给你看1948年10月30日，萧斯塔科维奇给我写过一封信，
亲爱的尼古拉耶维奇，我派人送来我写的那首为合唱、管弦乐与两架钢琴而作的颂歌。根据你的建议我修改了终曲部分的旋律，你的意见一语中的，我重复了开头两个小节的动机。此致敬礼，迪米特里·迪米特里耶维奇。此外，我很担心管弦乐和两架钢琴的音色太糟，钢琴的声音听上去比起合唱来显得非常虚弱。
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萧斯塔科维奇去世。而伏尔科夫却要肆意诋毁这种亲密关系，于是他只能用谎言来蒙骗。我的个性使谎言难以影响我，对于我的所有同事我自问问心无愧，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1] 古拜都林纳（Gubaidulina，S.1931-）前苏联作曲家。毕业于客山音乐学院，后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席巴林，70年代后被认为是当时苏联音乐界领袖人物之一。
[2] 斯维里多夫（Sviridov，G.1915-）作曲家、钢琴家。萧斯塔科维奇的学生，还是著名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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