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滚印还有许多，能反映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阶段特征。
古代两河流域滚印题材的阶段特征
谭 晶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讲师
文/刘昌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摘 要】
滚印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三大标志之一，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两河流域滚印的共同特征，又有每个时期所独有的特征。从乌鲁克文化期，历经早王朝时期、阿卡德王朝、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国、中巴比伦王国，直到新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数千年来滚印涌现出了诸多题材或场景，有的题材贯穿文明发展始终，有的题材只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滚印阶段特征的研究对于复原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滚印 两河流域 题材 阶段特征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约公元前3200年—前539年），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发展道路。其中，滚筒印章（简称“滚印”，下同）作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三大标志之一［2］，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既有两河流域滚印的共同特征，又有每个时期所独有的特征。滚印所呈现的题材或场景内容丰富，但是这些题材并不是同时产生的，有的题材产生时间早，有的题材产生时间晚，有的题材贯穿两河流域文明始终，有的题材只存在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具有鲜明的阶段特征。同时，滚印的发展也经历了由少到多、由盛到衰的历史过程。在最早的乌鲁克文化期（公元前4千纪），平印是主要的印章形式，滚印作为一种辅助产品逐渐为两河流域人们所喜爱。到早王朝时期，滚印的使用逐渐超过平印，成为两河流域文明的独特印章形式，并且使用范围逐渐扩展到两河流域周边地区（如叙利亚、小亚细亚、伊朗、埃及等），甚至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远达印度河流域地区。直到新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时期，滚印的使用开始减少，逐渐被平印取代。最终在波斯帝国时期，平印的使用超过滚印，成为古代中东地区的主要印章形式，滚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且被人们遗忘，直到近代考古发现，才再次为世人所知。本文试按照乌鲁克时期、早王朝时期、阿卡德王朝、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国、中巴比伦王国、新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的历史发展顺序，逐一探讨两河流域文明滚印题材的阶段特征。
一、乌鲁克时期的滚印题材
滚印作为两河流域文明的三大标志之一，比另外一个标志—楔形文字出现的时间要早。据考古学家推断，滚印很可能起源于公元前5千纪的欧贝德文化期，但是真正的滚印证据被保留在了公元前4千纪的乌鲁克文化期，不仅出现于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而且在伊朗西南部的埃兰地区也出现了最早的滚印。［3］乌鲁克时期的滚印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即乌鲁克文化期（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公元前3000年—前2800年），也有观点认为这两个时期是重合的，所以是两种类型的滚印。
乌鲁克文化期的滚印被誉为滚印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的滚印还带有原始朴素的特色，是伴随着经济活动、行政管理的加强而产生的，与经济、行政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乌鲁克文化期的滚印外形除了圆柱形之外，它上面往往还粘有动物的形状，而制作动物的材料和滚印的材料并不是相同的，在后来的时期里，这种带有动物或者其他形状的滚印辅助物却很少出现，所以这种外形可以看作是乌鲁克文化期滚印的外部特征之一。乌鲁克文化期的滚印场景还不是特别固定与系统，出现的大多是与原始农业、畜牧业、渔业等生产活动有关的题材，比如出现牛羊等牲畜则表明是与畜牧业或者狩猎有关，而出现船的场景则表明与渔业或灌溉活动有关。这一时期，神的形象似乎没有出现，不过有一种十分著名的“祭司王”的形象出现（图1—2）。他在滚印场景中手持植物来喂养动物，表明了早期畜牧业经济，也可能是当时的一种祭祀活动，他通过加印来管理神庙的经济。除了宗教首领之外，祭司王可能还是世俗的首领，即部落的首领。此外，在滚印中他的形象还有狩猎以及战争，战争中的祭司王手持弓箭。在祭司王题材的滚印中，我们还看到了最早的芦苇房和船的形象，今天的伊拉克农村还可以见到这种芦苇房。此外，还有最早的圆屋顶图案（图3）。
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的滚印不同于乌鲁克文化期滚印。在功能上，乌鲁克滚印很可能为个人所使用，而捷姆迭特·那色滚印为机构或官方所使用。［4］从滚印题材来看，乌鲁克滚印描绘的内容与男性劳动有关，所以可能是男性神庙机构处理原材料或产品，比如畜牧业、狩猎、农业生产、灌溉、渔业及战利品等，而捷姆迭特·那色滚印描绘的内容更多的是处理女性神庙的经济活动，比如纺织（图4）、编织（图5）、制陶、采集等手工活动。［5］
二、早王朝时期的滚印题材
早王朝时期，即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2334年，又称为古苏美尔时期或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亨利·法兰克福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早王朝Ⅰ、早王朝Ⅱ和早王朝Ⅲ，分别对应于早王朝早期、中期和晚期。早王朝早期的滚印具有典型的阶段特征，以不同的几何形纹饰为特征，这种题材被亨利·法兰克福称为“织锦样式”（Brocade Style，图6—8），整体瘦长，通体施满清晰的几何图案。这些几何对称的线条图案，有弧形、菱形、麦穗形、花瓣形及其他各种动植物形状，还有一些我们不太清楚的“超抽象”图案。不过几乎所有的图案都是呈多个或排列或对称出现的，它们就像现今的一些布料或橱窗的花纹装饰图案。
早王朝早期与中期的过渡时期，出现了织锦图案与争斗图案混合的题材（图9），这不仅标志着织锦题材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更标志着争夺题材逐渐成为两河流域滚印的主要题材之一。
在早王朝中期和后期（早王朝Ⅱ和Ⅲ），出现了两种主要的题材：争斗题材与宴会题材。争斗题材的雏形出现于公元前4千纪晚期，主要是狮子和牛之间争斗，而且都是四脚着地的正常站立姿态，略带有原始朴素的畜牧业特征（图10）。
到了早王朝中后期，争斗题材出现了创新，争斗的动物开始两脚站立，并且出现了神话中的“牛人”形象（人头牛身），这种形象在后来的阿卡德王朝时期成为标准的官方印章形式，而在早王朝时期已经具备了官方印的特征，有的争斗印章开始带有楔形文字铭文（图11）。
宴会题材是早王朝中后期的另一种主要题材，而且它主要存在于早王朝时期，在其他阶段很少出现，所以说宴会题材是早王朝时期滚印的标志性、独特性题材。依据宴会参与者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宴会主人公通过芦苇管从大酒罐中“吸”酒喝（图12），这是古代两河流域人们喝酒的独特方式；二是主人公手持酒杯喝酒（图13）；三是主人公坐在桌子前饮食（图14）。除了主人公之外，在宴会题材中往往还有乐师弹奏竖琴，有的下一栏有动物图案。宴会题材的主人公可能是城邦的首领或国王（及王后），他们举行宴会的目的或是纪念战争胜利，或是庆祝节日，或是庆祝圣婚等宗教仪式活动。［6］
三、阿卡德王朝的滚印题材
阿卡德王朝（公元前2334年—前2193年）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建立者萨尔贡出生于两河流域北方，他通过南征北战，最终统一了两河流域，结束了苏美尔城邦争霸时期。同时，萨尔贡及其继承者还征服了两河流域周边的许多地区，将楔形文字文明扩展到了中东若干地区。
阿卡德王朝的滚印题材以争斗为主，并且在国王纳拉姆辛统治时期，出现了经典的阿卡德争斗滚印，将争斗题材逐渐固定化、标准化。阿卡德时期的争斗滚印中出现了“英雄”（据说是吉尔伽美什）、“牛人”（据说是恩奇都）、狮子、公牛等形象，其中英雄与公牛争斗、牛人与狮子争斗，有的公牛还是倒立形象（图15—16）。在这一时期，滚印中出现了规范的铭文，位于滚印图案的旁边，一般有两至三栏，记录的是滚印所有者和其职业、世系关系，以及所属的神。
除了经典的争斗题材之外，阿卡德时期还延续了早王朝时期的宴会题材（图17），但是并没有将之发扬光大，而是渐渐地被另一种经典题材——觐见题材所取代，这也是宗教神话主题的一次题材更替。
阿卡德时期的第三类滚印题材是有关神话与神灵主题的。主要的神灵有太阳神乌图（沙马什），他从东山升起（图18），开始了一天的旅行，然后从西方的山上降落（图19），象征着一天的结束。太阳神也出现在觐见题材中，坐着接受崇拜者的觐见。此外，地下淡水之神和智慧神恩基（埃阿）在滚印中也经常出现（图20），他的典型形象是头上有一圈流水的光环，水环中还有若干小鱼跳来跳去，十分生动炫目。
四、乌尔第三王朝的滚印题材
阿卡德王朝被东部来的山地部落库提人灭亡之后，两河流域历史陷入了“黑暗时期”。库提人在两河流域的统治并不稳固，在南方兴起了许多独立城邦，比如拉格什和乌鲁克等。公元前2119年，乌图赫加尔建立了乌鲁克第五王朝，仅仅统治了7年时间。公元前2112年，乌图赫加尔的兄弟乌尔那穆夺得王权，迁都乌尔，史称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3年—前2006年），又称苏美尔帝国时期或苏美尔的“文艺复兴”，是苏美尔文明最后的辉煌时期。［7］这一时期，由于出土的泥板和滚印数量最多，所以是两河流域滚印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并且呈现出鲜明的阶段特征。
乌尔第三王朝滚印最重要的一个题材是觐见场景。［10］在经历了早王朝的雏形、阿卡德时期的发展，到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觐见题材已经标准化与固定化，并且成为两河流域最经典的滚印题材之一。觐见场景的一般构图是：被觐见者或主人公（统治者或神）一般位于右边坐着，只露出左边的脸；觐见者一般站着面对被觐见者，摆出崇拜或觐见的姿势。除了这两个主要元素外，一般还有引领的女神（一位或多位），偶尔有神的代表符号（弯月、太阳或金星）、安朱鸟、狗等其他辅助元素。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被觐见者大多是坐着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国王（图21）；还有一类是神（有月神、太阳神等，图22），国王手持一个杯子，而神一般伸出手。区分是国王还是神，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即神的头上必须戴有角状的帽子或神冠，这是自早王朝时期以来两河流域神形象的普遍特征，而国王的头上一般戴有圆形状帽子或王冠。此外，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觐见滚印一般都带有比较详细的铭文，记载了滚印的所有者等信息。铭文分为单栏（二至四行）和双栏（第一栏记载国王，第二栏记载滚印所有者）两种类型，包括滚印所有者、身份、世系关系、当时的统治者等丰富信息，是对滚印及其所加印的泥板材料进行断代的重要依据。
除了经典的觐见题材之外，乌尔第三王朝还延续了阿卡德时期的争斗题材（图23—24），但是数量极少，而且基本只出现于早期，可以说是阿卡德时期的余音。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滚印还有一些无法定义题材的场景，有的描绘鸟（图25）、船，或者两个人物（或神）面对面坐在一棵椰枣树的两边（图26），这些题材也丰富了乌尔第三王朝滚印的主题，但是对它们所代表的含义还需进一步研究。
五、古巴比伦王国的滚印题材
公元前2006年，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之后，两河流域再次陷入分裂与群雄争霸的时期。公元前1894年，苏穆阿布穆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定都巴比伦城。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位国王汉穆拉比，先后征服了埃兰、拉尔萨、埃什嫩那、亚述和马瑞等强国，重新统一了两河流域，史称巴比伦第一王朝。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王国为赫梯所灭。
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争斗题材再次回归，成为两河流域滚印的主要题材之一。争斗题材在阿卡德王朝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经乌尔第三王朝的中断，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出现了第二个高峰。这时的争斗题材中除了狮子之外，又引入了新的角色——狮身人面像（“格里芬”，与之前的牛身人面相对应），它们与坐着的山羊、跪着的人相互争斗（图27—28）。这种争斗题材是汉谟拉比统治时期最重要的滚印题材。
除了争斗题材这一经典场景之外，古巴比伦王国的滚印还沿袭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觐见题材，并且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即被觐见者（主要是国王）不再是之前坐着的姿态，而是变为站着的姿态，这是一次革新，在之前的伊新 -拉尔萨时期已经出现雏形（图29），到古巴比伦时期正式形成（图30），并且成为古巴比伦时期滚印的另一阶段特征。
六、中巴比伦-中亚述时期的滚印题材
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王国被赫梯人所灭，两河流域再次进入混乱时期。加喜特人乘机进入两河流域南部，建立了加喜特巴比伦王朝，之后还有伊新第二王朝、海国王朝等小王朝统治两河流域南部，而在两河流域北部的亚述地区进入了中亚述统治时期，直到公元前911年，亚述地区进入新亚述时期，逐渐完成了两河流域的又一次统一。学术界一般把大约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的两河流域历史称为中巴比伦-中亚述时期。
加喜特巴比伦时期的滚印题材比较繁杂，没有典型的题材，很多题材沿袭了古巴比伦时期的滚印类型。但是由于加喜特人并不属于闪米特人，对于他们的起源目前还有诸多疑问，所以加喜特巴比伦滚印中的人物穿着有别于之前的古巴比伦时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此外，这一时期的滚印上的铭文比较长，往往有五至七行之多，甚至有的铭文长达十多行。虽然当时的主要通用语言是阿卡德语，但是滚印上的铭文依然延续着传统的苏美尔语。由于这一时期的滚印没有特定的主题，所以我们只截取部分代表性的滚印略作介绍，不能涵盖整个中巴比伦-中亚述时期的滚印全貌。
在觐见题材中，被觐见者和觐见者二人都是站着的，有时两人中间会有小的人物或神出现，而场景所占的滚印比例也不如之前的多，有一半以上的部分被铭文所占用（图31）。
还有一类比较特别的题材是一个人双手持两条蛇或者公羊等动物，在他四周有花瓣的图案衬托，而铭文十分特别地环绕着图案的四周，从而使得图案具有类似现代相框一样的效果（图32）。这种图案与铭文的分布也是这一时期的独创，可能由于铭文太多，所以采取这种紧凑的排列方式。
与中巴比伦相比，同一时期中亚述的滚印由于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显示出独特的地域特色。中亚述的滚印场景中人物很少出现，动物却大量出现，并且出现了许多神兽和奇特的神话动物形象，比如带翼的飞牛、飞马形象（图33），这些题材很难归类，有的可以归为争斗场景，有的场景中动物奔向一棵树（可能是生命树，图34），还有的场景英雄手提动物的后蹄（图35）。
中巴比伦-中亚述时期是上古中东国际关系最活跃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楔形文字文化圈影响的区域除了巴比伦和亚述之外，还有伊朗、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埃及等地，这些地区的滚印也各有各的特色，有的加入本地的文化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异域滚印形式，本文限于篇幅不对这些地区的滚印作介绍。
七、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的滚印题材
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是两河流域文明最后的历史阶段，也是帝国扩张时期。新亚述帝国（公元前911年—前612年）的版图包括埃及，地跨亚、非两大洲。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12年—前539年）是两河流域文明的最后一个王朝。随着伊朗地区波斯帝国的强盛，两河流域传统的文化逐渐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最终于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王国为波斯所灭，结束了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了波斯帝国的统治。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的滚印形式与前期相比，也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由于帝国统治区域辽阔，以及周边楔形文字文化圈的影响，不同地区的滚印呈现出鲜明的地区特征，后期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滚印带有明显的波斯特征，并且逐渐走向了衰亡。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平印逐渐取代滚印，成为两河流域的主要印章形式，滚印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亚述时期两种主要的滚印题材是狩猎场景和宴会场景。在狩猎场景中，猎人即弓箭手，其或跪着，或站着，抑或站在战车上射击，所射猎物多为牛羊（图36），偶尔有带翼的飞牛或狮身人面兽。宴会场景可能是狩猎之后的庆功宴，主人公可能是国王，他手持弓或杯子。除了这两种类型之外，还有耕种场景（图37）、宗教场景（图38），以及蝎人和牛人的形象。生命树和安朱鸟的形象等也偶有出现（图39）。
新巴比伦王国时期，滚印的一个流行主题依旧是争斗题材，但是这一时期的争斗题材又有了新的发展，人物（国王）头戴着高高的帽子或王冠狩猎动物（图40），属于狩猎场景的变体。这种头饰在之前没有出现过，有的人物还带有双翼或四翼，相当于半人半神的形象，他们双手持两个动物（图41）。这种造型在之前出现过，但是身带四翼的人物属于新的造型。此外，这一时期由于受到伊朗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类身着奇异服饰的人物（可能是祭司），他们面对神的符号（有月神、太阳神等，图42）。
结语
古代两河流域滚印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既有一个阶段的时代特征，又有多个阶段共有的特征。总体上讲，在两河流域文明前期，即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时期，滚印的题材比较固定，如早王朝前期以织锦题材为主，早王朝中后期以宴会题材为主，阿卡德王朝时期以争斗题材为主，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以觐见题材为主，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代表性滚印题材。而从古巴比伦时期开始，尤其是中巴比伦-中亚述时期，以至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每个阶段的滚印题材已经没有完全占主导地位的题材形式了，出现了内容繁多、题材不一的滚印形式，这种变化很可能是由于两河流域文明的扩张与文化交流。例如中巴比伦-中亚述时期作为古代中东国际关系最复杂、联系最密切的时期，各个地区、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滚印也同样呈现出多种文化相融合的特色，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现象。再比如说，争斗题材、宗教题材等一直贯穿两河流域滚印发展始终，并且进行了不断地创新与改革。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对两河流域滚印的所有形式与例子进行阐述，同样我们省略了两河流域之外的其他地区的滚印形式，无法就滚印进行横向的区域性比较研究，这些遗留的问题将在以后的专题研究中再进行探讨。
［1］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早期两河流域契约文书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23JZD0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另外两个标志是楔形文字、塔庙，参见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211页。
［3］Hans J.Nissen，“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ylinder Seals”，in Seals and Seal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BiMes 6，Malibu:Undena，1977，pp.15-16. 注意，本文所讨论的滚印只限于两河流域地区，不包括其周边地区（如伊朗、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
［4］Hans J.Nissen，“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ylinder Seal”，in Seals and Seal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BiMes 6，Malibu:Undena，1977，p.18.
［5］J. M. Asher-Greve.Frauen in altsumerischer Zeit，BiMes 18，Malibu:Undena，1985，p.13.
［6］Gebhard J.Selz，Die Bankettszene，FAOS 11，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1983.
［7］有关乌尔第三王朝的概述，参见刘昌玉《乌尔第三王朝行省制度探析》，《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8］有关乌尔第三王朝滚印的详细研究，参见刘昌玉《乌尔第三王朝滚印研究》，《西泠艺丛》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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