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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圣咏（Chant）是为基督教仪式服务并从属于宗教仪式的。而“早期基督教音乐的范畴要比单纯的仪式圣咏广泛。它不仅包括弥撒和日课中的诗篇歌，还包括大量为基督徒在从圣餐礼拜到夜间祷告的任何规模的集会中使用的赞美歌、诗篇歌、吟诵与欢唱（按：此即我们一般所谓的‘圣咏’）。它更可以指各种异端教团的赞美诗，甚至基督徒对音乐的所有方面（无论他们自己的礼拜歌曲，还是蛮族异教的音乐，或是和音乐有关的哲学和理论）的任何态度。”[Mckinnon,2001,795] 本文只谈和正统派礼拜仪式相关的圣咏，而对其他和基督教有关的音乐现象及美学思想不加讨论。
在礼拜仪式中使用的圣咏从一开始就具有两个基本的形态特征：其一，是没有和声，对位等伴奏手法的单旋律声乐（早期未经训练的信众在齐唱时可能出现的支声是另一回事），而器乐伴奏一般来说也是被禁止的（埃及的科普特圣咏Coptic Chant中偶尔使用打击乐器是一种例外）；其二，是音乐本身没有节奏、节拍，完全依附于《圣经》经文或赞美诗歌词的散板音乐[参见Apel ，1958,4]。而礼拜仪式中的“歌咏”主要来自3方面：按某些固定的公式念唱《福音书》等散文中的词句；用旧有或新创的曲调吟唱《诗篇》或赞美诗；在某些单字上的即兴花唱，用以表达激动的宗教感情[参见Reese ,1940,61]。
从历史发展阶段看，早期基督教圣咏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公元初年至大约公元200年以前为萌芽期，3世纪初至4世纪中叶为发展期，从4世纪晚期至6世纪末为分化期（这一普遍而深刻的分化在西部帝国灭亡时还在进行，但大体上，自安布罗斯圣咏形成后，虽然西部教会的圣咏还受到东派的影响，东、西部仪式圣咏就基本按自己的方向发展了）。而教会音乐的状况在各个发展阶段也有相当的不同。
第一阶段：基督教圣咏的萌芽和犹太音乐的遗迹
这一阶段是基督教产生，形成自身特点并最终从犹太教中分离，成为全新的普世宗教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可以从零星片纸的文献中窥见基督教仪式和圣咏的萌芽；而浓厚的犹太教色彩成为这一阶段基督教圣咏的主要特征。
1. 基督教仪式与圣咏的雏形
最原始的基督教礼拜仪式是在星期日鸡鸣和日出前的彻夜祈祷，继之以白天的集会，星期日也因此被称为“主日”(Day of the Lord)。在夜间的祈祷中有读经，祷告，吟诵诗篇的活动，白日的集会除了读经外，也包括布道，奉献和圣餐。而圣餐是全部仪式的高潮。
《新约》中的四福音书完成于1世纪之前（《马太》，《马可》和《路加》约成书于65-80年，《约翰》约成书于100年），是对基督教最初一百年发展过程的直接见证，它们“反映了由早期的基督教社团引入礼拜仪式的一些(犹太)习俗”[Cattin，1984，2]。福音中的许多段落看来是富于韵律而可以和乐吟唱的，如《路加》中第一章的46-55句（也即是后来《圣母尊主颂》Magnificat），及68-79句（也即后来的《降福经》Benedictus）。此外，在使徒书信中有更多地具有赞美诗外形的段落，如《以弗所书》第5章的14句，《彼得前书》第1章的3-5句，《帖撒罗尼加前书》第5章16-22句等等，它们在布道中被经常使用。其中尤以《腓力比书》第2章6-11句的一段赞辞最为著名：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
所以，神将他升得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可以知道，《新约》中的“赞美诗”都是依照犹太人而非希腊人或罗马人的方式创作的，有的篇章，“很明显显示出礼拜圣事的结构程序”[Cattin ，1984，3]而在洗礼和圣餐中广为使用。这些《诗篇》以外的韵文，成为3世纪后在叙利亚教会中首先开始兴盛,并在基督教音乐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赞美歌（hymnody）的先声。
113年时，小亚细亚的比西尼亚总督，杰出的罗马学者和著作家普林尼（Pliny）向哈德良皇帝上奏他的行省中基督徒的活动状况时，提到他们“在日落前一个指定的白天（按：即星期天）集会，唱歌赞美基督犹如赞美神灵”（原文为：stato die ante lucem convenire carmenque Christo quasi deo dicere secum invicem）[Cattin，1984，12]。
150年左右，护教士查士丁（Justin Martyr,约卒于165年）在写该给安东尼·皮护皇帝的著名的《护教文》（Apologia）中描述当时罗马基督徒的礼拜日圣餐仪式：
“在星期日，有一个地方供城里人和乡下人集会；使徒的回忆录和先知的著作被尽可能长久地诵读。读完后，主其事者便劝戒大家要效法那高贵的懿行。然后，我们便一起站立，开始祷告。
“这之后，如我所言，做完祈祷后，就取来面包，葡萄酒和水，那主其事者便以他的能力祈祷感谢上帝，大家都高颂‘阿门’应和之。于是将这祝圣之物分发给每个人，在享用它之前，大家都向神致谢。”[James Mckinnon ，1990，68]
这当时人的描述向我们提供了基督教集会（即后人所谓“弥撒Missa”）的直接印象，它传达了礼拜的基本结构：圣餐前的读经，讲道和在祈祷后分享基督的血肉。从中可看出基督教礼拜和犹太会堂礼拜一致、却与古代多神教礼仪的最大不同：这是一个让广大信徒集会的场所，而非杀生献祭的神坛；礼拜的活动主要是由“主其事者”（相当于后来的牧师）宣读经文，中心环节是信徒一起领圣餐。这两点直至今日，在无论哪派基督徒中也无更改。后来礼拜仪式的发展不过是使这一基本框架更加复杂和细腻。这记述中虽然只字未提音乐，但我们却可以从《新约》的许多记载和普林尼的奏章中得到旁证：基督徒在宗教集会上吟唱歌曲是毋庸置疑的。唱歌应该在圣餐之前，很可能就包含在对使徒言论和先知预言的诵读中 [参见Mckinnon,1990,72]。
这里所哼唱的“歌”很有可能即是《诗篇》，早在1世纪末期，罗马主教克莱芒一世（Pope St.Clement I，生卒不详）就在一封书信里提到了唱诗篇的情况[参见Apel ，1958 ，38]。 而这吟唱 《诗篇》的音乐也许是从犹太基督教徒那里极为自然地学来的，而后者又是从圣殿中的祖辈那里继承的。“几乎可以肯定，早期基督教诗篇中的音乐，大多与犹太教诗篇中的音乐相同；甚至在很久以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诗篇曲调之间还有许多相似之处”[亚伯拉罕，1999，54] 。事实上，古犹太音乐的成分在基督教音乐中沉淀很深，学者们一致承认古老的犹太闪米特曲调和格里高利素歌在旋律上和某些吟诵程式上的亲缘关系[参见Apel，1958，35]。虽然不少学者否认《诗篇》作为一种圣咏存在于2世纪之前的礼拜中，但“显然，《诗篇》的音乐性是不能忽视的”[Mckinnon,2001,797]。可以说，这样的诗篇咏唱，在2世纪中叶也只是一种不经意的即兴念唱，而非固定的仪式组成部分（在当时的记述中并常常和赞美诗混为一谈），它和4世纪晚期以后，礼拜中不可或缺的“诗篇歌”（psamoldy）是不同的。
除去《新约》和一些非基督教人士（如普林尼）的著作，3世纪以前的文献中关于基督教仪式中音乐的记述是极为贫乏的，而教父们有关圣咏的记述大都产生于3世纪以后。我们可以推测，除了犹太人之外，别的地区和民族的信徒在礼拜中的歌唱多是自发的，因为这时的基督教还属于非法的秘密组织，礼拜仪式本身是十分简单和没有规范的，集会甚至没有固定的教堂，而在某位信徒的家中举行（比如一位富有的罗马贵族）。而在距巴勒斯坦较近的小亚地区，宗教活动的开展又较帝国西部的拉丁地区要活跃和公开些。
2. 早期基督教圣咏中的犹太因素
最初的基督徒都是信守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例如基督本人和十二使徒），这使得公元初年的犹太基督徒成为在基督教会中传承犹太礼仪的关键群体。基督教的礼拜日来自犹太人的安息日（Sabbath），日课是模仿犹太人祈祷的时刻，“最后的晚餐”则是逾越节的翻版。此外，洗礼（baptism）和礼拜中的圣餐(eucharist)作为基督教特有的与教义紧密相连的基本仪式，也在基督教刚刚形成时就在犹太基督徒中、随后又在各地教会中确立下来。和仪式一样，基督教的音乐的某些特征也源自犹太圣殿与会堂（sygagogue），如犹太人咏唱《旧约·诗篇》的传统就成为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音乐形式之一；犹太人还唱赞美诗，这也在早期基督教的活动中找到蛛丝马迹。
犹太人的宗教音乐活动很丰富，《旧约》中随处可见对于音乐的描写，大卫和所罗门都是优秀的乐师和歌手，被称为《所罗门之歌》的《雅歌》实在是淳朴而热烈的民歌；而《诗篇》更明白地表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旧约·诗篇》第150首] 从中可见，犹太人的宗教音乐中有丰富的器乐成分。将音乐与宗教仪式相结合，让音乐表达强劲的宗教感情本是犹太教的特色，这一特色的精神和不少具体内容都被初始阶段的基督教所继承。1世纪前后的希伯来音乐由于处于大的希腊化文化背景下，也受到希腊音乐文化的影响，犹太人出于顽固的天性对希腊罗马世界的抵制本身反映了外来音乐的强大[参阅 亚伯拉罕，1999， 41]，但古代文化对犹太教还有其后的基督教的作用主要发生在音乐观念上。最初的犹太基督徒和受希腊化哲学熏陶的早期教父们都向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重视音乐的教育功能，但又都不同程度地反对过于精美的纯音乐，而对罗马人所津津乐道的靡靡之音则一致深恶痛绝。逐渐地，乐器被排斥在基督教（还有犹太教）的礼拜仪式之外了，但大多数教父和信众都欢迎朴素虔敬的风格。于是在《新约》中有了“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新约·以弗所书》]的言论。
除了犹太音乐的素材，基督徒们从犹太人那里继承了“应答”（指歌队和独唱者之间的对唱）和“交替”（指两个歌队间的交替演唱）的咏唱方式。在群众性的场合读经布道时，很容易用交替问答的形式唱出一些简单的词句（如“阿门”，“阿利路亚”，或不断反复出现《诗篇》中的某一句之类），见于早期文献的诗篇咏唱也相应地被称为：应答诗篇歌，交替诗篇歌，哈利路亚诗篇歌和诗篇叠歌[参见Cattin ，1984，10]）。最早提到交替歌唱的是新柏拉图主义犹太哲学家，亚历山大利亚的斐洛（Philo,20？- ？）；最早提到应答圣歌的是迦太基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155——222)。但真正有组织而较大规模的“应答”或“交替”圣咏在这一阶段显然还不能普及。此外，一种源自犹太传统的，被称为“欢歌”（jubilus）的即兴花唱形式（它和具有叠歌性质的“阿利路亚”不是一回事）也被提到，圣哲罗姆(St.Jerome,340 ?-420)和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354-430)都曾论及它，这种形式似乎与应答诗篇歌一起使用。还有《启示录》中透露的《圣哉经》（Sanctus）这一犹太教中旧有的圣歌品种（希伯来语为“Kadosh”，希腊语转音为“Hagios”，也见于前述克莱芒一世的书信），在大约120年被罗马主教西克图斯一世(Pope St.Sixtus I)引入西部教会的礼拜集会，在4世纪晚期成为弥撒的一个部分。这样，保罗在50年左右的书信中提到的“诗章（诗篇），颂词（赞美诗）和灵歌（圣歌）”[《新约·歌罗西书》]的体裁都可在头两个世纪的文献中窥见。
总之 “早期教会，无论东、西方，从犹太教中继承的因素对于建立它们自身的礼拜是关键的”，[Rosenstiel,1982,14] 正是在犹太教既有仪式音乐的基础上开始了最初的基督教教会音乐的实践。在基督教产生的头两个世纪里，犹太音乐的某些因素（如诗篇咏唱和赞美诗的雏形，应答和交替的形式，吟诵和花唱的唱腔）是很重要的，而这些因素应该在公元70年圣殿第二次被毁之前就随着最初的犹太基督徒进入并扎根于基督教的礼拜仪式中了；但这也不是说早期基督教仪式（尤其是圣咏）是对其犹太对应物的具体照搬。
这一时期，由于基督教自身尚不够成熟，教会的组织比较松散，信徒也不多，各地教会零散而各自为政，教会仪式音乐还没有独创性和规范性的发展。这一阶段的基督教音乐可称为犹太化的圣咏。
第二阶段：基督教圣咏的发展与希腊化圣咏的创造
这一阶段伴随着基督教在全罗马帝国的迅速扩张。基督教圣咏随着仪式的规范，也向着复杂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在以色列以外的外邦教会里，开始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圣咏。由于希腊化地区（包括巴尔干，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是基督教活动最积极的地区，希腊化-拜占庭的音乐材料（包括古希腊音乐理论）被陆续纳入礼拜仪式中，成为继犹太音乐后，基督教圣咏的又一大源泉。
1．教会力量的扩张与圣咏活动的普及
从2世纪中叶始，教徒数量猛增，来自各地区各民族。3世纪以后，教会经济实力增强，组织不断完善，教牧人员专职化。4世纪以后甚至出现了和罗马官阶相似的神品教阶。教会的权利被集中到主教的手里，而各地区主教也有经常的会议和联系，出现了“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的总称。经济文化实力最强的城市成为宗教中心，叙利亚的安条克，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后来是拜占庭），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还有帝国首都罗马的主教和教会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教会的仪式出现了向专业化发展的趋势，各地教会的礼仪在共同的特点之上有了地区性的差异，这为圣咏的规范发展准备了条件。4世纪被称为教父的世纪，伟大的教父们不仅是神学家和卫道士，也是积极的宗教活动家和组织者，他们无一例外的受过希腊哲学的教育。他们极为关心圣咏在礼拜中的作用，有的譐譐教诲，有的躬亲示范，奠定了基督教礼拜仪式（主要是东派）的新格局，也对圣咏的规范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世纪以后，有关礼拜中音乐的记载增多了，在信徒集会上的仪式歌曲处于逐渐形成的状态。包括读经和圣餐的礼拜多在早间举行；一种非正式的被称为“爱宴”（agape）的晚间崇拜很流行，在这种集会中，吟诵诗篇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加太基的奇普里安（Cyprian of Carthage，卒于258年）的一段叙述可作参考：
“当日落黄昏时，让我们在喜悦中渡完余日，莫要让就餐的光阴失却天国的美善。让我们在适度的宴享中听到诗篇的吟唱，神思清明，嗓音愉悦，将这行事习以为常。若你为我们提供灵魂的朗诵，便更能滋养友朋，并以甜美的宗教的力量陶醉我们的耳朵。”[Mckinnon ,1990，71]
显然，对这种活动感兴趣的是那些昔日高枕于长榻，生活优裕的贵族。这是基督教开始进入上层社会，逐渐成为主流思想意识的写照。通过爱宴这样的集会，“唱歌成为一种经常可见的活动”[Mckinnon ，2001，798]。
大约由罗马教士希波里图斯（Hippolytus）撰写于210年的《使徒行述》(Apostolic Tradition)表明，到三世纪初，礼拜仪式的许多细节已然定形了。诸如主持礼拜的神父与群众间的程式性的对答，并以“阿门”作结；由教堂执事（而非一般信徒）吟唱的诗篇，以“阿利路亚”的花唱作叠歌等等。希波里图斯和亚历山大利亚的克莱芒（Clement of Alexandria,150？-215？）都提到了“诵经者”（lector）这一专职的脚色和唱念经文的程式（formulas）的存在，早期教会著述中常用这一术语而不是歌者（“cantor”）指应答圣歌的“独唱者”；更有趣的是，他们还提到了“诵经学校”（schola lectorum）这一名称，有学者认为这便是劳迪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Laodicea,360-381年间）后开始出现的“圣乐学校”（schola cantorum）前驱[参见Cattin，1984， 12]。这说明，至少在3世纪初，仪式的发展已要求专业的人员养成机构与之相适应了。
313年，《米兰敕令》的颁布，给本来迅猛扩张的教会又加了一记强心针，基督教最大的敌人在一夜之间成了它的热烈赞助者。各地纷纷建起巴西利卡式（basilicas）的会堂,礼拜仪式的举行有了稳固而庄严的场所。321年，基督受难日（Dies Solis）被定为圣日，这标志着教会历法制定的开始（复活节，五旬节，显圣节等宗教节日及更多的圣日由此确立），基督纪元开始取代罗马纪元，教会仪式也有了可供依循的日历。323年尼西亚会议后，东部教会中势力最雄厚的亚历山大利亚，安条克和拜占庭三派的礼拜仪式开始向周边教会扩散（亚历山大利亚的仪式传至科普特和埃塞俄比亚教会，叙利亚礼拜仪式的赞美诗和调式理论影响了亚美尼亚和拜占庭，而拜占庭礼仪作为东派教会的集大成者，给正在形成中的西部教会仪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东正教的三大支派已然形成。而330年迁都君士坦丁堡的另一后果是使拜占庭分享了先前叙利亚教会圣咏的繁荣局面，成为整个东部教会（在一定时间内是全帝国）的仪式和圣咏中心。
到4世纪初晚期，礼拜的主要内容（仍包括夜晚的祷告和白日的集会）并无改变，但前面所提到的简单仪式逐渐变成了堂皇壮丽的典礼。“大祭司的华丽服装，······庄严的仪仗，唱诗班抑扬顿挫的歌声”[穆尔，1981，127]使基督教，尤其是东部的教会染上了古代多神教的神秘色彩。在神职人员中出现了专门的教会音乐家（如叙利亚教会的圣厄弗冷），这极大地改变了早期教会中只有平信徒参加歌唱的局面，使教会音乐逐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记录祈祷公式，朗读顺序和圣咏歌词的趋势蔓延开来”[Cattin ，1984，15]。礼拜仪式不再是自发的团契，而是有章可循，按部就班的典礼。
2. 赞美歌在叙利亚教会的繁荣
从基督教圣咏的品种来看，赞美诗的迅猛发展是这一阶段的一大特色。从3世纪初开始，大量出现了具有一定格律，由教会人士创作的赞美歌（hymnody）。这是继诗篇咏唱之后，基督教圣咏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圣奥古斯丁曾如是界定赞美诗（歌）：
“倘若你赞美神却不歌唱，便不是赞美诗；倘若你歌唱并不赞美神，便不是赞美诗；倘若你赞美那与赞美神作对之物，即使你歌唱赞美，也不是赞美诗。这便是赞美诗的三件要务：歌唱，赞美，赞美神。一首赞美诗便是以歌声赞美神。”[Cattin，1984， 18]
这说明，赞美诗不同于念唱经文的一般咏唱，而是有着一些音乐性的歌曲。它的歌词（按我们现在对“hymn”一词的理解）也非取自《圣经》，而是新创的；虽然它的基本目的仍是宗教，而非艺术。在宗教实践中，赞美诗往往不能用来表达奥古斯丁这样受严格的逻各斯训练的正统人士对神的观念。由于近东各民族原先都有历史悠久的异教崇拜，满可以将既有祭祀改头换面化为圣咏——比如希腊人完全可以用昔日歌颂阿波罗或狄奥尼索斯的曲调来赞美上帝和基督。亚历山大利亚的克莱芒最早“写了一首有定量（按：指节奏和节拍）的基督赞美诗”，而“这是浸透了东方思想的希腊诗人的韵律”[亚伯拉罕，1999， 55]。 一份发现于埃及奥克西林库斯（Oxyrhychos）的3世纪末的手稿残片上记录了现存最早的基督教赞美诗的词谱[见亚伯拉罕，1999，56]，这首希腊语赞美诗的音乐“纯然是古希腊风格”[Apel ，1958，37]，显然距德尔斐的香火和品达的古风未远。
叙利亚人巴尔德萨（Bardesanes，卒于223年）和他的儿子哈莫尼奥(Harmonios，生卒年未详)创作宣扬诺斯替教义的赞美诗，吸引了许多会众，造成正统派极大的恐慌。异端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基督教教义和一些非主流思想文化传统的碰撞与融合。德尔图良曾愤概地提到一位叫瓦伦提努斯的异端赞美诗作者玷污了大卫的诗篇[参见Mckinnon ,2001,798]。269年的安条克公会议上，主教们纷纷赞成禁止在教堂中吟唱赞美诗，但似乎收效甚微。4世纪晚期的劳迪西亚公会议又重申了这一禁令。这说明赞美诗的风行，也表明它正在成为异端而非正教的宣传工具——一旦脱离希腊语《新约圣经》，就会给新柏拉图主义以外各种思想大开方便之门。这样一来，正统派也得利用赞美诗了，叙利亚埃德萨教会执事圣厄弗冷（St.Ephrem,306-373）便是其中最著名的赞美诗歌作者。据说他借用巴尔德萨异端教派的旋律，填上正教教义的歌词，炮制了300首以上的作品。厄弗冷的诗作有严谨的格律，篇幅也较长大。有一种诗体名为“Madrasha ”，在这种诗篇咏唱（或赞美诗）中，独唱者唱一段较长的诗节（stanza），合唱团用一段较短的叠歌应答之。独唱段包括4到10个“半行”（half-verse），通常是7+7的音步。合唱的叠歌（onita)在每一节诗后反复，可能是单独一行歌词，也可能有几行诗句构成一个小段诗节。另一种诗体“Sogitha”通常有5到6个诗节，一般是对话体。每个诗节有4行歌词，被一首藏头诗串联，这种诗体的首字母有时会暗示作者的姓名。有的“Sogitha”有超过50节的对话体歌词，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中世纪教仪剧的先声[参见Velimirovic ,4-5，1960]。更重要的是，无论巴尔德萨还是厄弗冷的赞美诗都是用叙利亚语写的，这说明基督教的教义和各地区自身的文化结合，造成礼拜仪式中程度不等的地方色彩。赞美诗在东部教会（尤其是西叙利亚）的繁荣表明各地区基督教在犹太教传统之外新的创造，也成为吸收不同民族音乐资源的途径。
3. 隐修运动和诗篇咏唱的兴起
在赞美诗方兴未艾的同时，诗篇咏唱也在继续发展。由于《诗篇》的词句是相对固定的（2世纪以后普遍采用《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就歌词本身加以创造的可能性较小，成为异端的危险也小，因而，从3世纪初开始，在礼拜中咏唱诗篇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固定行为。德尔图良在2世纪末谈到的迦太基的应答诗篇歌似乎不同于早期布道中简单的即兴吟咏，而像比较规范的含有叠歌的音乐形式：“在净手张灯后每个人都急切地要去唱歌赞美主，无论是用神圣的经文，还是以自己的方式”[Mckinnon,2001,798] 。这当然与礼拜仪式的进展有关——犹太地方以外的教会可以将较多的信徒聚集起来，和一位独唱者表演应答咏唱。3世纪晚期的教父阿大那修（Athanasius 259-313）也谈到了亚历山大利亚教会里含有信众应答的赞美诗咏唱，阿大那修还强调诗篇的咏唱要保持适度的抑扬顿挫，以使其听来更接近说而不是唱，这说明至少在东部某些教会，咏唱诗篇的曲调已具有相当的歌唱性了。与阿大那修同时的巴勒斯坦恺撒利亚主教尤西比乌（Eusebius 260？-340？）也证实了前者的担心，他还提到交替演唱的方式依然在礼拜中（很可能是诗篇咏唱）使用。从4世纪末始，诗篇歌成为礼拜中固定的圣咏形式。大约在350年，交替诗篇歌的形式被两个修士带进了叙利亚安条克的正教礼拜中。到大约375年时，拜占庭教父圣巴西尔（St. Basil 330-379）在一封致恺撒利亚人的信中提到，交替咏唱和应答咏唱的诗篇歌已被东部教会的各个地区采用了（见后文）。而正是圣巴西尔和另一位圣徒“金嘴”约翰（St. John Chrysostom 347 ?-407）叙利亚礼拜仪式的基础上，改革、规范了拜占庭教会的圣礼，奠定了东正教礼拜仪式的基本格局。
在这里必须提到从3世纪末从埃及兴起，并在4世纪很快扩展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隐修运动对礼拜仪式规范形成和所谓“诗篇歌革命”[Mckinnon ,1990,75]的巨大作用。
当某些特别虔诚的信徒远遁尘嚣，以祈祷和冥想为全部生活时，礼拜仪式就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日课了 。也是德尔图良在2世纪末提到最早的日课固定时间：晨祷（Vigil）,早祷（Lauds）和晚祷（Vespers）。4世纪下埃及修道院的日课由12首诗篇吟诵再加上《诗篇》以外的《圣经》词句（如《圣母尊主颂》之类，称为“圣歌”canticle）组成，一日两次[参见Mackinnon，1990，73]。
修道院里的僧侣对《诗篇》往往具有极为狂热的挚爱，这使得读、唱《诗篇》成为日课中最重要的部分，用当时修士的话说，“‘大卫’（按：即《诗篇》）是开始的，中间的，最后的”[Mckinnon，2001,799]。在修道院中，全部150首《诗篇》不是被个别地、随意地吟唱，而是按顺序在一定的时间内吟唱，从而成为“诗篇套曲”（Psalter），这样，日课也不过是在不同的时段，吟诵或吟唱不同的《诗篇》，间或穿插一些别的圣歌和经文（这在6世纪初的本尼迪克教规中得到明确的肯定）。当教父们怀着敬慕之心造访荒漠中的修院时，很容易将这种整体的诗篇观念带回他们任主教的城市，于是大教堂的每日崇拜也按荒野修道院的时间模式开展了（所谓“教堂日课”，cathedral office）。虽然在这一过程中，原先僧侣们平淡的诗篇吟诵会被平信徒和教堂执事们熟识的较为流畅的旋律所代替，并和礼拜堂中原有的诗篇咏唱方式和赞美歌结合起来。
大约385年时，一位前往圣墓朝圣的西班牙修女埃吉利亚（Egeria）报告了耶路撒冷寺院中日课的情形，包括完整的日课时间（晨祷、早祷、 第三时 Terce、第六时 Sexte、第九时None和晚祷）[Apel ,1958，74]。她特别提到：
“在每天鸡鸣前，修士和修女······还有在俗的人民，男人和女人，都来望晨祷，从这时到天亮，赞美诗被唱起来，还有应答的诗篇，还有交替歌，每篇祈祷文都是一首赞美诗。 ”（接下去，埃吉利亚依次叙述了各个时段的仪式过程）。[Mckinnon,2001, 799]
这篇名为“Itinerarium”的游记中记录的形式已包含了中世纪西方日课仪式的缩影，而在当时则是东部教会中极为常见的现象。这是当时人对日课礼拜中的圣咏最直接的描述，也证明了祈祷仪式中强烈的隐修色彩。
当修道院的日课形式传到作为宗教中心的大城市时，也对世俗的礼拜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4世纪末普遍盛行的在俗群众参加的主日“诗篇晨祷”是对修院和教堂日课的一种直接模仿。如埃吉利亚向我们描述的：
“在第七日，这是主日，所有人都在鸡鸣前集中到巴西利卡，就像在复活节时一样······赞美诗被唱起，还有交替歌，每篇祈祷文都伴随着赞美诗和交替歌。神父和执事总是在这里为晨祷做准备······”[Mckinnon ,1990,75/2001,800]
在这种作为白天正式礼拜（弥撒）前的序幕的活动中，唱赞美歌的主角是平信徒而没有教士的参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了“交替歌”（antiphon）的概念（埃吉利亚在她的游记中提到这个词不下三十次），而这一概念的确指是费解的。单独从这段记述看，我们不能将它和前面屡次提到的“交替诗篇歌”相对应，但也很难说这就是中世纪格里高利圣咏中散文体的“交替圣歌”的萌芽 ：二者是没有直接继承关系的两种圣咏。但从下面这段话中可以大致认为属于前者。圣巴西尔在375年写道：
“······他们（按：指群众）开始《诗篇》的歌唱。最先，他们分为两组，轮流替换着唱《诗篇》······后来，他们将领唱的重任交给一个人，其余的人应答唱和。在他们将夜晚用来吟唱各种不同的诗篇歌并在歌唱间歇祈祷后，在浩浩旭日方升之际，便众口一心地向主唱出那忏悔的《诗篇》······”[Mckinnon,2001, 800]
这里明确地指出了唱《诗篇》的三种方式（齐唱、应答和交替），这实际上涵盖了诗篇歌的三种类型。386年，这种礼拜形式传到了西方，在安布罗斯任主教的米兰教会中使用。
到4世纪结束时， “诗篇歌”(psalmody)等圣咏范畴开始和它们在弥撒中的位置紧密联系起来。奥古斯丁曾提到弥撒中的几种《诗篇》圣咏[参见Apel，1958，41]：在分发圣餐前，在宣读经文和宣读福音之间以应答方式咏唱是的一首完整的《诗篇》，这后来成为拉丁弥撒中《升阶经》（Gradual）的前身，在拜占庭礼拜中则发展成“prokeimenon”；而圣餐时唱的圣咏可以肯定也是一首用“标准的应答模式” [Mackinnon，1990， 76]咏唱的《诗篇》，这分别成为拉丁弥撒中《圣餐经》（Communion）和拜占庭礼拜中“koinonikon”的先导；阿里路亚（Alleluia）是被延长的声乐线条（词句本身是一种叠句），也在5世纪初的耶路撒冷礼拜中和《诗篇》一起咏唱[参见Mckinnon,2001, 801]；《圣哉经》作为一种特别古老的圣歌也在此时正式进入弥撒。虽然当时的相关记述中时有矛盾而模糊之处，但在礼拜的某些环节咏唱《诗篇》显然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固定模式。这种在弥撒中大量咏唱《诗篇》的传统将对下个世纪的西部教会仪式，尤其是罗马的礼拜仪式发生深远的影响；而一旦这些约定俗成的名称不再引起歧义和含混，它们就开始承担在礼拜和日课中相对稳定的仪式功能，它们的演唱方式和采用的歌词也随之固定。由此可以确定，《米兰敕令》后，在教父们的领导和修道院的推动下，整个教会确实兴起了一场礼拜仪式的改革运动，旧的圣咏形式被赋予了新的，较为明确的仪式内涵。
从地域上看，这一阶段基督教圣咏兴盛的中心仍然在近东（主要是叙利亚，拜占庭和埃及），而将要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罗马圣咏在这一阶段却相对默默无闻。这不仅因为近东地区是基督教的诞生地和希腊化的中心，还因为这里是各种宗教文化乃至基督教内各派的竞技场。拜火教，摩尼教，诺斯替派，阿里乌派在遭到正统基督教徒猛烈围攻的同时，也给正教的仪式音乐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中圣咏的创作手法，演唱方式，记谱法和调式体系在4世纪之后都有了长足进展，至7世纪穆斯林兴起前达到了顶峰，不仅为其后的东正教音乐树立的规范，也极大地影响了正在形成中的拉丁教会音乐。这一阶段的基督教音乐可称为希腊化或东方化的圣咏。
第三阶段：拉丁圣咏的发展与基督教圣咏的分化
第三阶段大约始于狄奥多西皇帝禁绝异教和帝国最终分裂之时。这是基督教完全胜利的开始，同时也是罗马世界的教会走向分裂的肇端。随着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基督教会及其仪式圣咏也有了东派和西派之分。希腊化的东部圣咏在前一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拉丁化的西部圣咏则迅速生发。它们代表了不同政治实体和地域文化的特征，分别成为今天东正教会和罗马公教会圣咏的前身。
1. 东部教会圣咏的继续发展
自《米兰敕令》颁布后，基督教会的地位与过去有了本质的区别。到5世纪初众神时代终结，几乎全体人民都成为基督徒时，它便不再只是连接贫苦人民的纽带，也成为皇帝，贵族和富有者的信仰；它的仪式不再只是广大会众表达宗教情感的方式，而成为像过去的凯旋式一样的经国大典；它服务的对象也在扩展至所有阶层的同时以身居高位者的需要为中心了。从尼西亚会议开始，皇帝开始亲自干预教会事务，而此后的6次大公会议都有皇帝的参与，尤其在作为帝国统治中心的近东地区，教会的礼拜变得和皇室的礼仪一样繁琐和高贵。
从这一时期开始，君士坦丁堡取代叙利亚和埃及，成为东部圣咏的中心。以拜占庭教会为代表的东派礼拜仪式在这时期中继续发展——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对东部教会影响不大，其后并因查士丁尼时代（527-565）国势的中兴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期——而它本是对第3、4世纪叙利亚礼拜式的一种吸收和发展。作为东正教的官方礼仪，后来以圣约翰·克利索斯通圣礼（即“金嘴”约翰）命名，至今仍在希腊，俄罗斯和巴尔干的教会中使用。对希腊语赞美诗的偏爱是拜占庭礼拜有异于拉丁礼拜的一大特点，按一定格律新创歌词、按一定程式（所谓“调式”mode）配曲的赞美歌成为东正教礼拜的主体。自厄弗冷开创的希腊化教会中创作赞美诗歌的传统被圣罗马诺斯（St Romanos）及其以后的教会音乐家所接受，在6世纪形成了“康塔基昂”(kontakion)的大型赞美歌形式的繁荣。而过去在埃及教会中广为运用的亚历山大里亚礼拜式则作为东部教会礼仪的旁系保存在科普特和埃塞俄比亚的教会中，艰难地延续至今。
2. 西部教会圣咏的崛起
这一阶段最值得注意的是西部教会礼拜仪式和圣咏的创造性发展；而此前，拉丁教会在仪式和圣咏上主要是追随东部的同行们。大约在350年左右，高卢普瓦齐(Poitiers)的主教希拉里乌斯（Hiralius,卒于367年）根据圣厄弗冷的作品样式写下了第一首拉丁赞美诗——这可以视为拉丁圣咏的滥觞。希拉里乌斯还提到高卢教会中的晚祷、晨祷和早祷的日课[参见Apel，1958， 40]，这自然也是受地中海对岸的同道的影响。这是西部教会在发展自身仪式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前述西班牙修女前往耶路撒冷朝圣（385年左右），也未始不是西部对东部的一种参观学习，同时证明拉丁教会已在4世纪末普及了隐修制度，为仪式圣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真正开创了西部仪式圣咏新局面的是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340-397)。是他将在东部流行已久的交替式和应答式的诗篇歌和赞美诗带入了作为西部统治中心的米兰的教会，并主持整理了此前已经存在、但较为零散的礼拜仪式，使它配得上拉丁教会的光荣。安布罗斯被尊为拉丁赞美诗之父，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圣咏被沿用至今。
君士坦丁的迁都使罗马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位，却也将永恒之城的光荣让给了基督教会。与安布罗斯同时的罗马主教达马苏一世（Damasus I,366-384年在位）在另一位教父圣哲罗姆（St Jerome，330-420）的顾问下，仿照较为成熟的耶路撒冷教会模式组织了罗马的礼拜仪式和圣咏，并将交替咏唱和阿利路亚花唱形式引入罗马。圣哲罗姆在400年左右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拉丁文本《圣经》，从而结束了罗马在礼拜中使用希腊语的历史。达马苏在位时，普世公会议第一次在西罗马召开，这说明拉丁教会的影响力在此时确有加强，而这次有众多东部主教参加的会议，很有可能成为引进礼仪的契机。一份6世纪开始编纂的教会编年史说：“达马苏要求在所有教堂中日夜歌唱《诗篇》，他的命令给予所有的神父，主教和修院”[Apel ，1958，47]。可以认为，东部教会的诗篇歌，赞美诗和别的圣歌品种以及交替、应答、花唱等歌唱方式在这时被西部教会的日课和弥撒礼拜仪式采用。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拉丁教会致力于整齐一律，容易染上地方色彩的古代赞美诗逐渐被挤出了罗马教会的正式礼拜，只剩下诗篇歌和别的圣歌。比安布罗斯稍后的西班牙人普鲁登提乌斯（Aurelius Predentius，348-413）的赞美诗达到了同时代的顶峰，但他“及其活泼”的诗体却不能与礼拜仪式相协调，终于归于散失[参见Cattin，1984，19]（现代罗马公教礼拜中的赞美诗则另有中世纪的来源）。
5世纪开始时，在罗马教会的领导下，拉丁教会的弥撒开始向规范化的方向的发展。据称塞莱斯丁一世（Celestine I，422-432在位）命令在《奉献经》之前唱交替诗篇歌，这被认为是《进台经》出现的例证。利奥一世（Leo I， 440-461在位）则制定了全年的圣咏套曲（annalis cantus），编订了《利奥圣礼》，并建立了一所专门训练歌手的修道院，成为罗马最早的“圣乐学校”。而希腊教会史学家，索佐墨诺斯（Sozomenos）在约450年确实提到，在罗马的复活节星期天的礼拜中有阿利路亚被唱到。杰拉希乌教皇（Gelasius,492-496在位）时制定了另一部全年圣咏，编订了《杰拉希乌圣礼》。这之后的许多教宗，如希马库斯（Symmachus，498-514）,约翰内斯(Johannes，523-526),博尼法休斯(Bonifacius,530-532)都被认为参与了全年圣咏套曲的编订，希马库斯还将弥撒中的《荣耀经》运用到全年的主日和圣日礼拜中。就这样，拉丁文化的色彩也一点点地渗入从希腊化教会引进的仪式和圣咏的框架中，逐渐培养出具有西部自身特色和规范的仪式与圣咏。
此外，在意大利半岛上，与米兰和罗马的教会的仪式圣咏同时发展的还有北意的阿基累亚（Aquileia）和南意的贝内文托(Benevento)。亚平宁以外的西部教会的支派，则发展出了高卢圣咏(Gallican Chant)和莫萨拉布圣咏(Mozarabic Chant) 。这些地区的礼拜仪式和圣咏除基本规范与罗马及东部相同外，在细节上又各有千秋，使中世纪早期的西部各地圣咏呈现出百花齐放般的场面。如阿基累亚的圣咏曾被圣哲罗姆赞扬为“听起来像神圣的合唱一般”[Cattin，1984，39]，而现代学者从他们的礼拜仪式的残迹窥见了亚利山大利亚等非洲教会的影响。贝内文托作为东西部间的交通要冲，加上南意在查士丁尼时代一度重归东部帝国的版图，也成为西部圣咏获取东部资源的桥头堡，从而在6-11世纪间造成了兼具拉丁和希腊色彩的独特的圣咏种属。529年在高卢召开的瓦伊松公会议最先将《慈悲经》从东部圣礼引进高卢教会的弥撒，后来又被罗马的仪式吸收（高卢圣咏对格里高利圣咏的形成将起到特殊的影响）；589年的西班牙托莱多公会议则将希腊教会的《信经》引入莫萨拉布礼拜，西班牙地方性的圣咏甚至在摩尔人入侵后仍然继续发展。
和4世纪东部的情形一样，5世纪后，除主教所在的大城市教会外，在西部推动圣咏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修道院。西欧社会经济的残破和苦修厌世思想的流行使不少修道院实力大增。许多礼拜的细节和圣歌的雏形最先是在修院中酝酿产生的（如与原始《诗篇》咏唱没有直接联系、作为中世纪圣咏体裁的交替圣歌和应答圣歌）。圣本尼迪克（St Benidict）在530年前后制定的日课礼拜制度因其富于节制的合理性而得到推广，作为日课核心的诗篇咏唱被世俗教堂的礼拜所广为吸收。拉丁教会日课圣咏的体系在格里高利一世即位（590）之前已大体形成。
面对因风教凌迟和蛮族入侵带来的内外危机，西部教会却成功地填补了君士坦丁一走了之后留下的权利真空，并以近乎独立自主的精神控制着西罗马帝国的宗教和社会事务，这也使得西部教会礼仪逐渐走上了与东部不同的道路。西罗马皇帝被鄂里亚克废黜后，西部帝国陷入群龙无首的乱世三百余年，罗马主教却以教皇之尊成为意大利的精神领袖和整个拉丁教会的首脑。随着罗马公教会权威的形成，罗马礼仪和圣咏在西方教会拥有了中心地位（安布罗斯曾宣称：“在所有方面皆须遵守罗马教会的程序与形式”[Cattin，1958，38]），并为内迁的蛮族部落有选择地接受；而在5世纪后逐渐形成的各种地方性圣咏可以视为拉丁礼仪在全欧洲扩散并与本地传统相结合的产物。西方教会圣咏在一片乱世中繁衍成长，在格里高利大教皇时代[Gregory the Great ，590——604在位]终于有了极大的发展，开创了中世纪圣咏的新格局，同时也标志着东西部教会仪式与圣咏分化的完成。基督教圣咏这一阶段的特点可认为是东部希腊化圣咏的继续发展和西部拉丁化圣咏的产生，这一阶段也可以认为是中世纪拜占庭圣咏和罗马教会圣咏的准备期。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早期基督教圣咏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随意到固定规范、由业余自发到专职专门、由共同源流到独立创造的过程，这与基督教礼拜仪式的发展是相一致的。以圣餐为中心的礼拜仪式的基本框架和总的特点在第一阶段就已形成了，此后的发展使这一基本构架不断的规范化和复杂化，又因在不同地域和民族中的实践而形成了地方性的差别，于极大的个性中贯穿着共性，这是基督教早期礼拜仪式的基本特点。
诗篇歌和赞美歌在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圣咏品种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承担了各自的文化含义，但总的趋势也是不断规范化和复杂化，在礼拜仪式中的功能和作用也不断明确。这使得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前的罗马世界各地基督教会的礼拜仪式和圣咏呈现出一种大致相同的粗略外形（其详情我们已不可获知）。
476年以后，这种普遍的一致被东、西方教会礼拜仪式的分化与各自发展所代替，导致分化的原因，除了地中海世界统一势力的消亡外，还有基督教拉丁化的继续进行与深化。于是先前的共有的因素被不同的文化载体所接受，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成为现今仍在使用的东正教和罗马公教的圣咏体系，虽然它们各自在细节上已有极大不同，但仍能在基本的共性上感受到无法割裂的血肉联系。
基督教圣咏作为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对古代文明与生活方式基本否定的观念上的。当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辉煌在逐渐斑驳的夕照中退色时，基督教出现了，并将这正在衰微的老大之物斥为异教和败坏而加以谴责。基督教圣咏在一片酒池肉林的亡国之音中唱起，对于卧榻上昏昏欲眠的罗马人是何等振聋发聩。尽管这种音乐本身可能是粗糙、苦涩乃至平淡的，但它所包含的纯洁隐忍的精神却使它超过精美的歌舞而使人潸然泪下，使它成为一种被称为“西方”的音乐文化的直接源头。无疑的，早期的圣咏也是一种刚刚产生的新文明的重要表征。这种没有乐器伴奏的、以音节式吟唱为主的朴素音调在多少世纪内成为欧洲所能发出的唯一歌声。正像基督教只是古代文化的批判者而非毁灭者和破坏者一样，基督教音乐也吸收了古希腊音乐理论的不少因素（如波伊提乌的著作），后来被用来构建中世纪的教会音乐体系；圣咏中的古代遗迹（如一些音乐材料和咏唱方式）也就此沉淀下来，成为中世纪圣咏的重要基础和上古文明一点不甚耀眼的纪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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