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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音乐生活的日渐丰富使一个个乐团的成立成为可能和必需，由此使得中国的指挥艺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培养出了许多活跃于国内外音乐舞台的中青年指挥家，现职上海歌剧院院长、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著名指挥家张国勇博士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
张国勇以优异的成绩分别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和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指挥专业，以严谨著称的教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在其毕业音乐会上盛赞其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乐团找到自己的位置。带着骄人成绩归国后的张国勇博士在上海音乐学院教习指挥之余，还活跃于国内外音乐舞台，很快以其出众的才华成为中国中青年一代指挥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俄罗斯和前苏联作曲家作品的最佳诠释者，本文即是从张国勇博士归国后行文展开的。
笔者以探究的心理，走近张国勇，走近他的指挥艺术。初次采访时，其睿智的目光、疲惫的神情，猜想其是刚走下指挥台，结束了一次重要的排练或演出。笔者曾数次在其课堂上“蹭课”，但所见生活中的张国勇先生和以前在课堂上看到的严谨教授不同，这一次，他的和善很快打消了我紧张而充满顾虑的眼神。通过这次畅谈，我对以前所掌握的资料、所做的听课笔记、所感受的其音乐会演出，有了更深的认识，可以说，走近了张国勇博士的指挥世界，知其在指挥舞台、歌剧院院长和音乐学院教学三个领域扮演着三重角色。
指挥舞台的掌控者
交响曲的指挥是每一位指挥家成长的必由之路，站在高起点上的张国勇博士，归国后的交响舞台指挥生活迅速在各个层次的乐团上展开，使其成长有了宽广的视野和肥沃的园地，为其指挥技术的成熟和风格的形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张国勇在中国指挥音乐舞台所引起的轰动当不得不提2001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原定由日本索尼公司董事会主席、东京爱乐乐团董事长、著名指挥家大贺典雄执棒的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由于其在11月7日突然病倒在指挥台上而使组委会乱作一团。情况危急，救场如救火，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将要出场的这位指挥家身上，有着丰富临场经验和卓越指挥才能的张国勇博士众望所归，将这场演出完美地完成了。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透露着温暖色彩，合着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当代指挥家再一次深深地感染了中国北京的听众，演出在长时间的掌声中载入了中国指挥艺术发展的史册。
有人也许会说这是一次偶然的成功，事实上，这种经历对张国勇博士已不是第一次。就在当年的北京，中国爱乐乐团将于４月１３日和４月１９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交响音乐会，演出突发事件是波兰指挥家雅切克·卡斯普契克因病不能前来北京，此次变故是中国爱乐乐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特殊情况。原定由卡斯普契克指挥的４月１９日保利剧院音乐会由张国勇担任。他为观众指挥了肖邦的Ｆ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和马勒的Ｇ大调第四交响曲。张国勇的指挥为肖邦的Ｆ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赋予了足够的诗意和激情，乐队音色清澈透明有着淡淡的忧思，并不像许多人的处理过于强调宣泄式的“大抒情”，却能够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肖邦更为敏感、洞察细微的内心世界，使十九世纪的“钢琴诗人”肖邦的音乐透露着迷人的“诗意”；而马勒第四，张国勇更是使其在温情中透露出无尽的变化。指挥和乐队、独唱浑然天成，丝毫看不出初次合作的慌张。观众称：“处乱不惊，心若止水，这完全得益于艺术家的严格训练。”从中人们看到了张国勇在指挥上出众的才华、严谨的作风和职业素养，笔者以为这是张国勇博士指挥才能的厚积薄发的一次自然体现。
这两次“偶然”的成功确立了张国勇博士在当今中国指挥舞台的地位，这种前台的辉煌来自于其勤奋加天赋的结果，也是其平时严谨排练的集中展示。要想真正走近张国勇博士的指挥艺术，还得走近他的排练现场。排练的处理则可以看出张国勇所蕴含的俄罗斯指挥学派的严谨素养，反映出张国勇博士扎实的指挥基本功和丰厚的理论储备。张国勇在排练时除了讲技术处理，还要讲了很多理念性的东西，这是其演绎俄罗斯学派作品的要诀之一。记得2000年小泽征尔中国之行，观看上音青年交响乐团的表演，张国勇教授就选择了肖氏的一首根据第八弦乐四重奏改编而成的室内交响曲（肖氏有些弦乐四重奏能反映一个特定环境下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张国勇先生以舒展的线条、优美深情的旋律，调动了乐队变化无穷的动力，内紧外松地将之展演在人们面前，让人们感受了肖氏的外在的舒展和内在内在的哲理。小泽征尔先生对张国勇博士的指挥才能赞赏有加。
张国勇先生的指挥交响乐演出很多，但他自己却谦虚的说满意的不多，足见其对自己要求的苛刻。在我一再要求下，他说出了如下的演出尚可：
2001、4、19：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与中国爱乐合作：马勒Ｇ大调第四交响曲
2001、11、8：在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与东京爱乐合作：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
2002、3、 2：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肖斯塔科维奇《森林之歌》（中国首演）
2002、4、 6：与中国交响乐团合作：肖斯塔科维奇第八交响曲
2002、3、23：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五交响曲（中国首演）
2002、5、25：与广州交响乐团合作：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曲
2002、11、27：与上海青年交响乐团合作：达夫尼与克罗埃第二交响曲（上海音乐学院校庆庆典音乐会）
2003、3、15：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 ：西贝柳斯第四、第七交响曲（中国首演）
2003、4、19：中国爱乐交响乐团合作：马勒第四交响曲
张国勇在曲目的选择上敢于直面挑战而选择肖氏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其具备扎实的指挥基本功所反映出曲目选择的广阔视野。
本人曾数次领略张国勇博士的指挥风采，其简练明晰的指挥图示、准确细腻的点线、舒展自如的动作、含蓄而丰富的肢体语言、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严格准确到位的表情提示等，无不展现其作为一位中国当代成熟优秀的指挥家风范。在一次西贝柳斯专场音乐会上，张国勇指挥着乐队给我们“描绘”着芬兰这个北欧城市的迷人旖旎风光，音色变化丰富（《芬兰颂》），音乐织体清晰、旋律线条流畅，乐队完全掌控在其“魔力”之下（《小提琴协奏曲》），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海舵手驾驭着航船奔向理想的彼岸。在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中，笔者又听到肖氏丰富曲折的内心世界，感受着这位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交响乐作曲家的音乐之美，俄罗斯优美如歌的旋律不绝于耳，响彻交响舞台。张国勇在肖氏的作品中善于挖掘其内涵和理念，又善于揭示肖氏不同作品的不同风格，较为真实地再现作曲家的音乐语言。在马勒的作品诠释上，张国勇先生融入了生动、深情的情感体验，将马氏冗长的作品娓娓道来，就像一位睿智的长者在述说着生活的美好和希冀。张国勇博士在这些作品的演绎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注重作品的谱面记号，并作深入细致的分析，重视作品的内在逻辑性是其一大特色（作品的逻辑性反映在结构曲式中）。他不依赖于大指挥家录音版本的束缚，而注重谱面的记载，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形成内省、细致、丰富、温文尔雅、深情如水的交响乐指挥风格，并且善于深入挖掘作品所蕴涵气韵和张力，肢体语言与音乐作品的诠释浑然天成、妙手捻来。鉴于其在俄罗斯和前苏联作品上的突出成绩，张国勇被誉为国内这一领域交响乐作品诠释的专家，可以看出其在乐队的掌控能力上游刃有余，大有皇者风范。
张国勇非常崇敬李德伦等老一辈指挥家的品德，积极扶持、帮携地方交响乐团，在其繁忙的工作之余，兼作地方乐团的艺术总监、顾问。如：深圳交响乐团、浙江交响乐团、安徽交响乐团等，对这些乐团的成长做出了重大贡献。安徽交响乐团指挥徐宏先生在张国勇博士排练后盛赞张国勇先生在安徽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平上起了的翻天覆地变化。张国勇这种献身中国交响乐的精神是其指挥艺术品质的保证，历史也将记住这位中国指挥家饱含深情的贡献。
上海歌剧舞台的领跑者
与中国现今经济快速发展相比较，歌剧的创作和演出极其萧条。除北京、上海、沈阳等城市外，其它地方的歌剧演出几乎为零，歌剧创作更是无从谈起。是不是各地没有演出的实力呢？据笔者所知，各省市在省级文艺团体的重组中，大多都建立了省级的歌剧舞剧院，且有一批才华横溢的歌剧表演人才。那么，是什么成为各地中国歌剧出演的拦路虎呢？是观众市场的匮乏影响了歌剧的出演？笔者以为，主要是缺少歌剧出演的领路人、带头人、创新人。
众所周知，近几年严肃音乐的市场得到极大的发展。据载，上海去年演出市场观众总人数超过了700百万人次，而歌剧观众只有13300人左右，占0.19‰，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从这组数据中，我们看到了危机，也看到了希望。上海的歌剧舞台当务之急是多演出，多出精品，没有观众并不可怕，我们可以培养一批观众，就像我们培养交响乐观众一样。这就需要有一批歌剧舞台艺术的领路人、带头人、创新人，可喜的是这样一个人已经出现，他就是张国勇院长。
活跃于指挥舞台的张国勇博士，在就任上海歌剧院院长之职之日起，虽然深知“不少人一听歌剧两字就头疼”，但毅然把自己的事业与上海乃至中国的歌剧艺术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在不断努力探索上海歌剧出演的可行之路。以下是笔者窥其端倪的总结：
措施之一，以歌剧精品挖掘观众的欣赏潜能。张国勇院长上任之日始，邀四方贤才，重新排演国内外经典歌剧。不仅从音乐上进行深挖掘、细琢磨，还从导演、舞美等方面重新进行制作，使之既保留传统的内蕴，又尽量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已经推出的歌剧有威尔第《弄臣》、《唐·柏斯夸莱》；2002年5月16、17日上演了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重拳出击的普契尼歌剧《艺术家的生涯》（2002年10月），在2002上海国际艺术节上好评如潮；2003年6月重新打造国产歌剧精品《江姐》（演出四场）；于2003年10月21、22日推出歌剧精品《茶花女》等。这些精品歌剧的推出，拓展了上海乐迷的歌剧视野，开启了市民歌剧欣赏的大门，并通过多种形式，如：海报、节目单介绍、视频宣传、推介会、艺术沙龙、剧情视听讲座、观众见面会等外在形式帮助普通市民接近这些作品的内容，以此挖掘了观众歌剧欣赏的潜能。
措施之二，积极组织新创歌剧拓宽歌剧的市场。2003年8月8日上演的“新概念”歌剧《女人心》是莫扎特的经典之作，该剧原近3个小时的剧本，被压缩到了两小时左右，并在保留原作精华的咏叹调、宣叙调的同时，根据剧情加入了人们所熟悉的部分流行歌曲。故事的情节也进行了适当的改编，让古代的外国人与时尚的现代人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各自展示具有时代特色的情感内涵。张国勇解释说：“上海还没有真正形成歌剧的观众群，我们尝试这样做，只是想通过亲近普通大众的歌剧样式，来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剧院，喜欢歌剧。”在进行这样的尝试前，编导们对国际上各种歌剧运作模式进行了了解和论证，发现欧美的歌剧院为了争取年轻观众，早就开始了“古典歌剧现代化和时尚化”的运作：《波西米亚人》曾被改为现代爱情故事，《魔笛》也被改成了太空时代的歌剧，《蝙蝠》中出现了现代青年人狂跳跳迪斯科的场面等等。“把现代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融入古典歌剧，在歌剧的发源地早已屡见不鲜。那么，我们为什不能这么做呢？”张国勇胸有成竹地说。他还表示，演出后会虚心地听取观众的意见，甚至接受观众的“严厉批评”，再对自己的这种运作进行客观的审视。这一歌剧的推出，引起了观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歌剧的市场得到了拓展。除了这一“新概念歌剧”，张国勇还积极组织约稿了旅瑞作曲家温德清先生创作了现代歌剧《赌命》。歌剧内容以中国传统故事穷人和富翁以性命和财产相赌博一事，揭示了人性贪欲的可怕和不同人群不同价值观的碰撞。从题材、创作到主演阵容都打上鲜明“中国制造”标识的歌剧《赌命》，将为中国原创歌剧首开国外首演的先例。歌剧在中国民族乐器、京剧唱法、法国流行RAP等元素做了适度杂糅。在音乐上，该剧给人以强烈的听觉刺激，在舞美上给人以新奇的视觉感受，在审美意识上又着意于人性价值观的深层诠释，所有这些“新”因素将带给这部歌剧几多生命力。该剧于2003年9月4、5日首演于瑞士日内瓦莫扎特国际音乐节，受到极高的赞誉。随后于9月14、15日在上海大剧院国内首演，张国勇对这一作品充满了信心，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张国勇还表示将在以后多推出新作品，同时希望作曲家积极参加到中国优秀歌剧的创编中来，为繁荣中国歌剧、打造中国歌剧品牌出一分力。
措施之三，以“普及型”歌剧拉近观众歌剧的欣赏距离。张国勇院长和林宏鸣书记等新一届歌剧院领头人计划以一系列制作精良的的短小歌剧作为“普及型”来增加演出场次，使歌剧以“平易近人”的面貌取悦于观众，拉近普通市民与歌剧的距离。同时计划以歌剧精品咏叹调的集中演出拉近与观众歌剧欣赏的距离。如：与著名声乐家周小燕先生合作组织演出的歌剧精品系列音乐会；围绕两次获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一等奖的张峰，举办的“走近歌剧”系列音乐会等。还成立了“歌剧之友”会员俱乐部，使更多的人能够与歌剧“交上朋友”。
歌剧指挥对一个指挥家来说是一个要求更全面、更具挑战性的职位，它既需要指挥与乐队的默契合作，也需要与演唱者、舞台技术等有效配合。张国勇很好地协调了各方，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上海歌剧舞台繁荣起来，其指挥艺术也上了一个台阶。其在指挥时注重音乐的内在张力，及音乐对剧情的巨大影响；善于掌控歌剧的起伏与变化，做到了主次的区别变化；加强了歌剧的现代意识发展，不局限于作品的桎梏，拉近了作品与现代人需求的距离。以其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技艺，张国勇院长正在为上海乃至中国的歌剧舞台艺术做着可行的贡献，在其指挥技艺联系各方纽带的前提下，张国勇院长在引领上海的歌剧舞台演出开始起跑。
严谨治学的指挥教授
指挥台上的张国勇博士是一位风采尽现的指挥家，学堂中的他又是一位严谨治学的指挥教授。我多次到其课堂上去旁听，也就有幸近距离了解他的指挥教学艺术。
首先，烂熟于心的乐队总谱是其教学的无穷资本和财富。张国勇的勤奋学习、良好的音乐记忆力、深入细致的作品分析，为其大脑储藏了大量乐谱，他不必一边看着总谱、一边指点指挥学生的回课。由此，学生的每一处动作欠佳均逃不出他的眼睛。张教授的学生很多，而且他的学生都集中一起授课，这样便于互相学习。学生多，要求老师的曲目也要多，张国勇的“曲目库”从古典或更早时期到近现代均有研究和储备。如在一次课上，一位初学指挥不久的学生所上的是莫扎特第四十一交响曲，一位二年级学生所回的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一位三年级学生上的是里姆斯基·科萨克夫的《舍赫拉查达》，两位四年级学生上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张教授在这堂课上指点迷径，小到一个动作的设计，大到整部作品的把握，都一丝不苟，这都是熟悉总谱的功劳。这样的指挥教授，对学生可选择的曲目范围就大了，教学也就能游刃有余、“宏观调控”了。可以说，张教授的“无谱教学”是其教学的特色，烂熟于心的乐队总谱是其教学的无穷资本和财富。
其次，对指挥学习的整个过程有着清晰的认识。一个学生的快速成长，得益于教授者及时补给其各个阶段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张国勇在教授学生时深知各个阶段学生的所需，把握着学生的学习进度，力求最大限度地挖掘其潜能。比如：对一位来沪进修的基层乐队指挥，他会严格训练其基本技能的欠缺，充分挖掘其长期的乐队体验，在动作的规范性上严把关；对一位初步解决了基本动作技能的学生，他会着重提示其作品的处理，解决线条上、织体上的具体问题；对一位初具指挥家风范的学员，他会在动作规范的基础上，鼓励其充分发展，形成自己的特色。这样，张教授在教学中对学生的“营养状况”能充分把握，帮助其快速成长。且他在教学之余，经常指导初具指挥素质学生乐队实践，培养其上手能力。所有这些均得益于其对指挥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中的所需有着清晰的认识。
再次，严谨治学的态度是其教学质量的保障。张国勇在谈及培养他成长的两位中外教授时说，他受惠于两位恩师严谨治学的态度。黄晓同教授训练了其扎实的基本功和敏感的音乐逻辑，使其以后的学习一路坦途；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教授在音乐上有独到之处，技术堪称一流，并有很强的哲理性和思想性。罗氏开拓了自己的眼界，加深了对音乐的理解，对俄罗斯作曲家的深刻理解即是在那时展开而形成的。所以，张国勇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也对弟子严格要求，对学生不当之处，他总要穷其所由，然后指出其不当的症结，指导其改正。对弟子动作的“败笔”，他定要手把手地反复更正，并要学生明确对与错的厉害关系，从不在原则问题上给学生留任何颜面。有时，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在当时当地真感觉某些学生尴尬，学生对其严厉也是较为坦然。这种严厉换来的是学生指挥上的快速进步，硕果累累。记得他的一位毫无指挥经历的进修学生，在两年的学习后已能在乐团独立地胜任指挥工作了；一位优秀的毕业生被以色列给予全额奖学金赴以学习；有的学生亦活跃于国内各大乐团，这些成绩均得益于张教授严谨治学的教学宗旨。
最后，清楚指挥家发展道路的两个阶段。张国勇坦言，在指挥上，学习是永远的，这是他多年指挥生涯的体验。指挥过程可分成学习和工作实践两大阶段，在学习阶段，积累了音乐的逻辑性（主要体现在曲式结构、速度的把握等上）、规范程度等；而工作阶段中的乐队实践会反作用于指挥的学习，是学习阶段的完善和印证。由此，循环往复下去，学习是永远的。在谈及指挥的教学时（指挥教学也是工作的一种），他认为也是如此：在教学中，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得到反馈。如此，张国勇在教学中会严格其学生学习的规范性，但不死板。同时及时让学生参加到实际的乐团排练中来，在他指挥的大量音乐会和歌剧排练中经常可以看到其学生的“工作”身影，这是张国勇清楚指挥发展道路的两大阶段之间的关系，指导弟子磨合两阶段过程，早日成为指挥舞台上的行家里手。
从以上教学，我们可以看出，张国勇教授献身于指挥教学，其严谨治学的精神是关键，丰富的舞台体验，是其教学上取得成果的有力助手，促成他为中国的指挥事业培养了后备人才。
张国勇是站在中国指挥阵地前沿的艺术家，他以渊博的学识带领乐队演绎着上海乃至中国指挥艺术的精彩乐章；在上海歌剧院引领上海歌剧向纵深开拓；在指挥教学中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以一个严谨、谦逊的学者身份，为中国的指挥舞台输送着一个个优秀人才，并不断完善着自己所崇尚的指挥艺术，在中国的音乐事业发挥了三方面作用、做了三重角色。其谦和外表下蕴藏着一颗火热的心，这就是为中国的指挥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使之能早日站立在世界指挥台上尽情指点江山，描绘音乐的瑰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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