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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马多思
唱法，从诞生后，它迅速主宰了中国民族歌坛，不仅在国内民族唱法声乐比赛中几乎独占了所有奖项，占据了全国电视台最主要的音乐播出时间段，还每每成为央视春晚歌唱节目中的重中之重。地方音乐学院也照着这种唱法来培养学生，各地的民族唱法爱好者也大多在模仿这种唱法的高亢嘹亮的声音，部队文工团更是对掌握这种唱法的演员趋之若鹜。这种唱法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唱法的代名词。歌唱家蒋大为认为这种学院派民族唱法应该叫“中国唱法”，音乐教育家金铁霖称之为“中国民族声乐”，音乐评论家江小鱼则称呼这种唱法叫“金氏唱法”，因为它的创造者就是金铁霖。不管怎么称呼它，民族唱法一统江湖的能力毋庸置疑。音乐评论家江小鱼说，据他了解，可能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有风格如此统一的民族唱法，《人民音乐》总编辑金兆均也同意这种看法。“‘文革’前可没有统一唱法，民族唱法的歌唱家中，一张嘴就能听出李波、王昆、郭兰英的区别。”中央歌剧院前副院长、歌剧理论家刘诗嵘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声乐并没有相对统一的演唱方式，西洋唱法、地方的各种唱法和戏剧唱法并存。但是当大型艺术团体建立，不少文艺工作者开始到一起工作后，矛盾就出来了。“来自延安的用真声演唱的文艺工作者和国统区用美声演唱的文艺工作者互相看不起。”刘诗嵘介绍，自19世纪20年代，周淑安、应尚能等一批学者回国，以及外国专家如苏石林等人的影响下，美声唱法传播开来。后来在1940年代末，还出现了“黄友葵、周小燕、喻宜萱、郎毓秀”等四位最著名的美声唱法女歌唱家，被称为美声界的“四大名旦”，刚解放时从美国赶回来的张权更是美声界的权威。同时在解放区延安，由于秧歌剧运动的兴起和歌剧《白毛女》的出现，涌现出一批能歌善演的歌唱家，如李波、王大化、王昆等人，都用真声大嗓的演唱方法，声音亲切自然、质朴。“尤其是郭兰英，有深厚的戏剧演唱功底，她参加演出的秧歌剧《王大娘赶集》、《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以及后来的《白毛女》、《血泪仇》等歌舞剧都很受群众欢迎。”但是，解放区文工团演员们的真声唱法，存在着音域窄，发声不够响亮，唱的时间一长，嗓子容易疲劳等现象。扮演白毛女的王昆曾经对别人诉苦说，“你不知道唱到第四五幕时我嗓子有多痛苦。”真假混声结合，不容易疲劳，音色柔和，传远效果好的美声唱法的优势渐渐显现。“美声唱法因为发声方法相对科学，不伤害嗓子，又被成为‘科学演唱方法’。”刘诗嵘说。“美声唱法产生于17世纪意大利。以音色优美，富于变化，发声方法科学，音量的可塑性大，气声一致，音与音的连接平滑匀净为其特点。”中国声乐教育家李晋玮记得，除了张权等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专家，这时苏联声乐专家也被国内音乐界请来教学，美声唱法一度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本来“土嗓子”在解放区流行，“洋嗓子”在国统区流行，各自没有什么冲突，但是当解放后随着中央音乐学院，中央和中国歌剧院开始建立后，双方开始经常在一起工作，“土嗓子”与“洋嗓子”的矛盾终于爆发，表现形式是在媒体和研讨会上的争论。1950年，音乐各界人士分别于5月10日、5月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两次“唱法问题”座谈会，以“建立新中国的唱法”为主题，并就如何结合西洋唱法与中国传统唱法的精华特色，形成完善的歌唱体系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这两次讨论产生了中西方声乐观激烈的碰撞。“洋嗓子”批评“土嗓子”发声不科学，演唱不了高难度大部头作品，“土嗓子”则批评“洋嗓子”咬字不清，唱中国歌曲就像嘴里含着热白薯，乌鲁乌鲁的，而且不如“土嗓子”受群众欢迎。声乐教育家李晋玮说，早先国统区的流行歌都被批成了“靡靡之音”，西洋的美声唱法又离普通群众比较远，确实是民歌更受欢迎。往事民族唱法公认的创造者金铁霖。金铁霖最初学习的是标准的意大利美声唱法，1980年代，他借鉴美声唱法，推出了一套适合民族唱法的教学方法——“金氏唱法”。很快，“金氏唱法”就获得主流媒体和国内声乐比赛的一致认可。图／CFP Alex 摄土洋结合虽然批评“洋嗓子”不适合唱中国歌曲，但随着革命歌曲的大量产生，充满革命热情的文化工作者都发现，仅靠中国本土的真声唱法不能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了，两种唱法的相互结合的趋势开始显现。师从美国和苏联美声唱法专家的李晋玮回忆说：任何唱法都要和本民族的语言相结合，当时她采用了发声用美声，但是咬字方面要向民族唱法学习，咬字要清楚。一些民族歌手，例如来自延安解放区的歌唱家李波，唱高音时就采用了假声，这种唱法在民族唱法中很少见，在美声唱法中却很常见，但是这让李波的声音唱得非常高。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建设新国家的热情空前高涨。随着众多专业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演出团体的建立，大批的音乐创作人才被培养成长起来，革命歌曲创作出现了高潮期。 歌唱祖国，歌唱党，歌唱社会主义，歌唱劳动的题材无疑是主流，如：《歌唱祖国》、《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祖国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学习雷锋好榜样》、《翻身农奴把歌唱》、《浏阳河》、《歌唱二郎山》、《新疆好》、《我们的田野》、《我爱祖国的蓝天》等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也是这一时期诞生的经典之作。完成这些作品所需要的技术支撑，已经远远不是来自陕北的真声唱法所能达到。为更好地歌颂新中国，中国一边派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声乐，同时请来苏联专家来华教学。连当时已经很著名的歌唱家、“土嗓子”的代表人物王昆都忍不住去向苏联专家学习。艺术家们之间的争论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56年第一届全国音乐周期间，毛泽东主席曾发表一篇著名的《同音乐工作者谈话》。谈话中说道：“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西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1963年4月间，周总理在《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一文中说“讲到声乐，洋嗓子唱起来我也听不懂，听外国民歌还能听懂几句。苏联音乐家说，那是学院派唱法，只在舞台上唱，群众欢迎的还是民歌唱法。这些东西在外国尚且不大众化，何况在中国！连一些有名的民歌歌唱家也学洋嗓子，结果丢掉了民间风味……”周总理说的“民歌歌唱家丢掉民间风味”的话其实是有所指。有一次，周总理听完王昆演出后对她说，“你终于学成这个不洋不土的样子了，关于‘洋嗓子’‘土嗓子’问题你们音乐界什么时候才能纠缠得清呢？你的嗓子本来是很高亢、嘹亮的嘛！你要走自己的路！”王昆后来回忆说，“我也很想去寻找一条能把西洋发声方法和民族唱法相结合的路。因为演唱白毛女的高音时声音总有些紧张。”王昆学习美声唱法的经历是失败的，但那时向美声唱法借鉴的趋势却依然强劲。《人民音乐》总编辑金兆均说，“文革”开始前，上海音乐学院在教给才旦卓玛美声唱法时，有意保留她的藏族特色，使得她既有民族味道，音域又变宽了。另外胡松华把满族和蒙族的唱法与美声唱法结合得比较好，本来学习美声的吴雁泽也在自己的唱法中加入了蒙古长调。
“金氏唱法”
“文革”开始后，国内文化团体的工作大多处于停顿状态。“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民歌的唱法开始有了重大的突破。中国音乐学院马秋华教授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大获成功的李谷一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李谷一曾经是花鼓戏演员，有地方戏曲基础，她使用真假混合加气声演唱，音色以柔美动听亲切自然为主。可是这个阶段唱法的缺点是，过于追求音调音色的柔美动人，在表现主旋律大主题的作品和风格时就显得张力不够。“民族唱法”的名称第一次正式出现，是在1983年。当时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青年独唱大赛，根据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教授的建议，大赛按照“西洋唱 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分类。到1986年，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将这种三分法引入，得到官方认可，从此延续至今。1982年彭丽媛在第一届春晚上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和《我爱你，塞北的雪》红遍大江南北。后来彭丽媛师从金铁霖，在中国音乐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紧接其后，1989年宋祖英成为金铁霖的学生，几年后成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歌后级歌手。彭丽媛与宋祖英的成功也让金铁霖声名鹊起。金铁霖1960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沈湘，学习的是标准的意大利美声唱法。1981年，金铁霖调入中国音乐学院工作，开始了对民族声乐教学和研究，经过多年一线教学的实践和总结，金铁霖推出了一套适合民族唱法的教学方法——“金氏唱法”。他挑选学生的条件是从声音条件、情感表达、吐字咬字、音乐感觉、表演能力、艺术文化修养、舞台形象等多方面考察，总结成七字诀就是“声、情、字、味、表、养、象”。毕竟金铁霖是美声唱法科班出身，他特别强调了演唱的科学性：所谓演唱的科学性，就是一种标准，通过它可以解决演唱各种作品的各种问题，只有掌握了科学的唱法，唱完以后才能不“累”，并且保持声音流畅贯通，给听者以美好的享受。“金氏唱法”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主流媒体和国内声乐比赛的一致认可。到了后来，很多歌手已经比较有名气了，仍然要到中国音乐学院拜金铁霖为师，为此金铁霖和中国音乐学院也获得了质量最好的生源，教出来的学生在全国各大声乐比赛、尤其是央视的青歌赛中频频获奖，并且在每年的春晚当中承担主力节目。但是这也引来了“千人一声”的指责。音乐评论家江小鱼认为，“金氏唱法”的演员都在尖利的高音绕梁几秒后，再拉一个美声的尾音，而且演员从眼神，发型、动作几乎相同，甚至服装都极为相似，女歌手都穿着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蓬蓬裙，灯笼袖，头发盘起来，乍一看或者乍一听都分不清谁是谁。
一统天下
金铁霖对“千人一声”的指责无法接受，他曾对媒体表示：“作为一个学派、一个体系，肯定有共同的标准和特点。但是‘千人一声’，怎么可能呢？个体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一经我的训练全都统一了，那我也太厉害了。”金铁霖认为，声乐体系中一般将声音的类型分为真声、假声、混声三类，其中混声又可以分为真混、假混、均混三种。“以我的学生为例，彭丽媛是真声偏多的混合声，宋祖英是假声偏多的混合声，张也是真假各一半的混合声。学生们天赋不同、演唱技巧各有侧重，怎么可能统一呢？”金铁霖还认为，目前中国歌曲的风格、类型不够丰富，比较单一，并不是唱法的问题。但是不管金铁霖怎样解释，圈内外人士一致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金氏唱法就是一统各门派的民族唱法。
中国音乐学院硕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民族声乐的吉颖颖女士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她觉得中国音乐学院的民族唱法，或者说是金铁霖教授的“金氏唱法”，大约从1992年开始就把国内的民族唱法给统一起来了，尤其是主旋律作品的演唱方法。据吉颖颖了解，外地各个音乐学院的老师，几乎都把中国音乐学院的民族唱法当做样板来教授和学习。《人民音乐》总编辑金兆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除了“金氏唱法”这种民族唱法结合了大量美声唱法相对科学，在完成技术难度大的主旋律歌曲方面确实有优势以外，中国最主流的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起到的作用很大。央视的音乐节目当中不断播放这种民族唱法的MTV，春晚中大量安排这种唱法的曲目和演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金兆均发现，一些主流媒体的干部，尤其是中层干部，总是揣测上层对唱法的喜爱，或者选择政治上最安全的做法，他们认为在春晚等节目中力推擅长歌颂主旋律的“金氏唱法”无疑是一种安全系数很高的做法。另外，地方音乐学院也是“功不可没”，当他们看到青歌赛上金氏唱法的不断获奖后，培养学生时也都往这个方向努力，结果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极其相似的“民族唱法”。金兆均也认为目前为“民族唱法”所创作的中国歌曲风格确实单一，不仅是曲调，歌词更是明显，都是一些歌颂类的大题材，扎根于民间，最为群众喜爱的爱情、亲情等感情都被当做了小情调，交给流行歌曲去表现了。“现在音乐圈的经常提到‘风’‘雅’‘颂’，‘风’指的是流行歌曲，‘雅’指的是美声唱法，‘颂’指的就是学院派的民族唱法。”金兆均说，这十几年国内作曲家创作的用民族唱法演唱的主旋律歌曲至少有好几千首，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只是其中的几十首精品，比如《爱我中华》、《国家》、《走向复兴》。
“你可以看到部队文工团采用这种‘民族唱法’的演员很多。”金兆均说，“这是因为部队的演员要经常下基层去慰问来自农村的战士们，为战士们演唱，这些战士们一般比较接受民族唱法，而且还要对部队官兵进行热爱祖国忠于党的思想教育，这种民族唱法非常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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