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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9 19:08: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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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教师与“卡塔西斯”——试论古希腊悲剧中的音乐及音乐观念  



伍维曦  



一、古典时期的希腊社会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悲剧  



历史学家通常将漫长而辉煌的古希腊历史(尤其是文化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早期希腊、古典希腊和希腊化时期,分别对应着从希腊文明起源至西元前478年希波战争胜利、前5世纪初-前4世纪中叶以雅典霸权为中心的希腊城邦政治和文化的全盛时期、前4世纪之后随着马其顿崛起、亚历山大大帝统一希腊各地并向外扩展最终形成了希腊化诸王朝。从西元前3000年左右克里特-迈锡尼文明起源直至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以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小亚细亚等东地中海地区(包括埃及)为中心的希腊文化以从未间断的磅礴之势延绵了数千年,对包括音乐在内的西方文化艺术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尤其是从西元前8世纪初“黑暗时代”结束至前2世纪末罗马全面征服希腊化地区的650余年时间,是希腊文明作为西方文化的杰出代表最为精彩烂漫的年代。这一时期英雄豪杰辈出、文人哲士如过江之鲫,遗下了关于哲学、历史、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众多宝贵文献和素材遗迹,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  

一种文明从发生到衰亡既盛衰有因,亦有迹可寻。初起时纯朴简陋,然亦勇猛而富于张力,没落时势不能贯鲁缟,然细节之繁复隽丽,每使后人叹为天鹅之歌。在其内在创造性与外在形式感趋于平衡之时,往往是此种文明最盛大华彩之际。以此观察古希腊历史,其生命力最旺盛、影响力最宏大的时期当属从希波战争胜利到亚历山大即位之间的百余年,有西方历史学家指出:  



“公元前480年前的希腊历史虽然错综复杂、充满活力,但却大体上不受外界影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部地中海文明的蛮荒边界上徐徐展开。尽管出现了殖民运动,但在长久的希腊文化区域以外,希腊历史的影响在政治上仅只是间歇性的,在地理上也仅只是边缘性的。公元前480年之后,希腊历史进入了主流。公元前478年标志着波斯帝国在西部边界扩张的失败,公元前336年则标志着希腊人和半希腊人以武力接管波斯帝国的开始……在这期间,希腊物质、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长远潜力和局限都充分显现出来,希腊艺术和文学的杰作诞生于此期间,同时希腊诸邦及其居民处于最为强盛、最有抱负和最争吵不断的阶段。”[1]  



而这一在古希腊史上被称为“古典的”时期,又尤以伯里克利(Pericles,公元前495-429)治下的雅典经济最为繁荣、政治最为昌明、文学艺术最为发达。从前460年伯里克利当选雅典领导人,直至前431年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古希腊城邦的奴隶主民主制度体现了出了极大的优越性,尽可能地发挥了城邦公民的创造性和公共参与热情,同时又在强有力的领导之下保持了一致对外、独霸希腊各邦的国力。生活在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之交的亚里士多德指出:  



“在这之后,当珀里克利斯成了人民领袖的时候,宪法就变得更加民主了,……人民力量壮大,更多地把政府的一切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样,在珀里克利斯当人民领袖的时候,国家大事尚能顺利进行,可是,等他一死,事情也就变坏得多了。”[2]  



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被认为是古典希腊的黄金年代。这位据普鲁塔克说自幼受过良好音乐教育的政治家,[3]领导雅典人创造了大量彪炳史册的文化艺术成就。他的同时代人、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或455-公元前400或395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评价到:  



“伯里克利的地位,他的贤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赋予他力量,使他在尊重人民自由的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从不良的动机出发来追求权力,所以他没有迎奉他们的必要……总之,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4]  



这种开明而强有力的政权使雅典这一蕞尔小邦能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内兴功利、外事四夷。对内政治修明,积累起巨额的财富并从事浩大的公共建设和文化事业,对外则超过了宿敌斯巴达在整个希腊盟邦中的影响力,成为东地中海公认的霸国。  



在古典时期的雅典,最能反映社会生活之特质和人们各种观念意识的艺术形式莫过于悲剧“tragoidia”(事实上,除雅典外,其他希腊城邦也未产生过杰出的戏剧作品[5])。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三位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公元前525-456)、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6-405)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2?-406)。  

由于悲剧的起源和古希腊人的多神崇拜有关,演出悲剧的雅典“狄奥尼索斯(即酒神)剧场”被视为圣地,因而悲剧的上演有着浓厚的宗教意味和仪式性;在加上古典时代悲剧的发展兴盛与西元前5世纪雅典的民主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戏剧演出既是城邦公民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又是政府大力提倡和支持的公共项目(伯里克利时代甚至给贫困公民发放看戏津贴),悲剧舞台也就成为雅典的各派政治势力宣传其政策理想、批判其反对的现象的重要场合,“剧场成为政治讲坛,诗人是人民的教师。”[6] 这便决定了悲剧的性格是及其严肃的,而不能违背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倾向(诲淫诲盗和过于暴力血腥都在禁止之列);而在此基础上,悲剧的题材广泛,命运、宗教、政治、战争、伦理无所不包,但却绝少涉及爱情问题, 这是与后世西方戏剧(包括歌剧)在内容上的很大不同,对于希腊悲剧的基本形式构成和其中音乐的功能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再加上悲剧作为面向全民的公共艺术形式,在倚山而建的半圆形露天剧场表演(剧场一般能容纳一万四千人左右[7],恰恰相当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男性公民数量[8]),这也迥异于后世西方戏剧或歌剧一度受众精英化和演出室内化的特征。简洁明了和通俗易懂成为观众对戏剧家和表演家的基本要求(一旦剧辞费解或表演滞涩就有可能被嘘声甚至抛掷物哄下舞台而使演出中止;反之,敢于在悲剧评比中舞弊或在剧场争斗挤压则会面临死刑的严惩[9])。这也造就了古典悲剧的基本风格特点:“布局简单而完美,人物少,性格鲜明,语言质朴简洁,风格雅致优美,富于抒情意味。”[10]透过这一时期悲剧的构成、表演形式和社会功用以及代表性作品的例证,尤其能窥探古典希腊的文化生活及综合艺术与音乐之间的关系。  



二、音乐在悲剧中的地位和结构功能  

悲剧的起源和早期希腊人的酒神崇拜仪式有关。古典时期的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对悲剧的表演形式的完善和其中音乐成分的运用做出过重要贡献。从古希腊音乐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悲剧是继史诗和抒情诗后的又一高峰,是对荷马与品达的遗产的拓展,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言:“能辨别悲剧之优劣的人也能辨别史诗之优劣,因为悲剧具备史诗所具有的全部成分,而史诗则不具备有悲剧所具有的全部成分。”[11] 这悲剧超出于史诗的成分,当然是指前者作为一种戏剧形式和表演艺术的特质,这亦决定了在悲剧中音乐的运用和由单独一位艺人说唱的史诗的乐调会有很大不同,即悲剧中的音乐要参与到戏剧的情节推进和戏剧动作之中,要服从于戏剧的结构整体,而非像原来在史诗和抒情诗中那样单纯服务于咏唱的歌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悲剧  



“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12]和恐惧[13]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14]所谓‘经过装饰的语言’,指包含节奏和音调[即唱段][15]的语言,所谓‘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不同的部分’,指剧的某些部分仅用格律文,而另一些部分则以唱段的形式组成。”[16]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muthos]、性格[êthos]、言语[lexis]、思想[dianoia]、戏景[opsis]和唱段[melopiia],其中两个指摹仿的媒介[引者按:指言语和唱段],一个指摹仿的方式[指戏景],另三个为摹仿的对象[指情节、性格和思想]。形成悲剧艺术的成分尽列于此。不少诗人——或许可以这么说——使用了这些成分,因为作为一个整体,戏剧包括戏景、性格、情节、言语、唱段和思想。”[17]  



根据这一定义,音乐的材料(“唱段”)是悲剧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并且是“摹仿”这一古希腊美学观念和戏剧理论中核心范畴得以实现的两大介质之一,其重要性并不让于诗歌本身(“言语”)。当然,这两大媒介都必须完好地融入“摹仿的方式”(戏剧场景)中,才能实现对三个对象的摹仿。这也必然会涉及到音乐与悲剧的表演形式(尤其是歌队)的结合。  

从戏剧的构成元素来看,音乐在古希腊悲剧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结构功能。甚至可以说,当希腊悲剧在公元前6世纪刚刚萌生时,几乎是一种“音乐剧”。在古希腊语中,“悲剧”(tragōidia)一词的原形“tragōidoi”最先是指一出剧目中的歌队的成员,后来亦泛指剧中所有的演员、悲剧的演出和比赛乃至悲剧作者。[18] 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希腊诗人-音乐家阿里翁(Arion)被认为是最早写作悲剧的人,而根据大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425)的《历史》记述,阿里翁是一位著名的酒神颂歌作者。[19] 许多古代文献认为,公元前6世纪的酒神颂歌作者泰斯皮斯(Thespis)第一次给这种由一群歌唱者表演戏剧形式加入了一位演员,即将歌队长变成了有独立对白者,[20] 而生活在公元前5-6世纪之交的诗人菲利尼库斯(Phrynichus)则从伊奥尼亚和弗利吉亚地方的民歌与祭祀音乐中借用了许多曲调用在悲剧的配乐中。[21]亚里士多德曾这样总结悲剧的产生和发展:  



“悲剧起源于狄苏朗勃斯歌队领队的即兴口颂……。悲剧缓慢地‘成长’起来,每出现一个新的成分,诗人便对它加以改进,经过许多演变,在具备了它的自然属性以后停止了发展。  

埃斯库罗斯最早把演员由一名增至两名,并削减了歌队的合唱,从而使话语成为戏剧的骨干成分。索福克勒斯启用了三名演员并率先使用了画景。此外,悲剧扩大了篇制,从短促的情节和荒唐的言语中脱颖出来——它的前身是萨图罗斯剧[22]式的构合——直至较迟的发展阶段才成为一种庄严的艺术。”[23]  



由此可见,古希腊悲剧从产生到发展成熟的过程,是语言(诗歌)、舞蹈和音乐从混同到逐渐分离并再次综合的过程(如同前引亚里士多德对悲剧中六个成分的划分),而将这三种基本元素分离并再次综合的手段便是戏剧的形式。当然从狄苏朗勃斯到悲剧,音乐比重在演出中的减弱,并不意味着其在戏剧中结构与表现功能的丧失,只不过这些功能严格地受到诗歌与戏剧的限制并为之服务,这种情况和17世纪以后西方歌剧以音乐为主要构成要素的基本状况相反,但与格鲁克和瓦格纳等歌剧改革者的观念却一致,并深刻地影响到了许多西方学者的音乐戏剧观。  



在三位悲剧大师活动的时期,悲剧的演出阵容一般包括2-3位演员(每位演员可能在剧中担任好几个角色),一位为歌队伴奏的阿夫洛斯管(aulos)演奏者和12-15为歌手组成的歌队。歌队的领队被称为“歌队长”(koruphaios),负责统一全体的节奏并在演唱时给出第一个标准音。[24] 有时,歌队长也会参与到和剧中人物的对话中[25];而歌队成员则会客串剧中的一些群众演员,成为戏剧动作的一部分[26]。亚里士多德在对悲剧的构成元素加以论述后,对悲剧的时间结构也进行了阐述:  



“从量的部分来分析,悲剧的部分,即把悲剧切分成节段的部分是:开场白、场、退场及合唱。合唱分帕罗道斯(Parodos)和斯塔西蒙(Stasimon)[27],此二者为所有的剧所共有;至于演员在戏场上所唱的段子及孔摩斯(Kommos),则只有某些剧才有。  

开场白指悲剧中歌队演唱帕罗道斯之前的整个部分,场是悲剧中介于两次完整的合唱之间的整个部分,退场是悲剧中的一个完整的部分,其后再无歌队的合唱。在合唱中,帕罗道斯是歌队第一次完整的表述;斯塔西蒙由歌队演唱,其中没有短短长格或长短格诗行;孔摩斯是歌队和戏台上的演员轮唱的哀歌。”[28]  



从这个基本的横向构成来看,悲剧中的音乐成分体现在歌队的合唱与演员的独唱段落中,而就一般的情形来看,又以歌队合唱最为常见和重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开场白、场及退场中由演员朗诵的部分称为“lexis”(本意为“言语”)或“metron”(韵文)——当然歌队成员(通常扮演长老、祭司和群众)也会参与到对白之中,尤其是歌队长是戏剧场景中的重要演员;而场与场之间歌队的齐唱(帕罗道斯和斯塔西蒙)与每一场中个别演员的独唱(孔摩斯或其他类型的段子)则被称为“melos”(歌调、唱段)。[29]“melos”作为一种音乐的类型,其意义在于“有音乐伴奏的语言(或诗行)”,这区别于抽象的乐理意义上的“音调”(harmonia)、无音乐伴奏清唱的“颂歌”(ode)[30]或没有歌词的“纯器乐”(psile mousike);也不同于脱离戏剧形式的独立的“抒情颂诗”(nomos)。[31] 古希腊悲剧的基本时间结构(或者说诗人的创作),便是格律诗和配乐歌的写作及其在悲剧中按照戏剧形式加以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悲剧家既是文学家也是音乐家,如同瓦格纳和博伊托一样,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杰出悲剧作品的音乐部分都未能保留下来。[32]  

一部古希腊悲剧的基本结构如下:  



一.   由独白和对话构成的开场白,交待戏剧的故事背景。[33]  

二.   歌队在阿夫罗斯管的伴奏下齐唱进场,在剧场(orchēstra)内站定。是为进场歌。[34] 一首典型的进场歌(帕罗道斯)一般包括若干曲,每一曲又由2-3个诗节组成(有时正式的诗节前还有序曲),通常采用短短长格(anapaestic)的诗律。每曲每节的节奏和节拍有所不同。[35]  

三.   剧中主要人物出场,展开对话。是为第一场。歌队长是经常参与对话的重要角色,而歌队队员有时也会参与到戏剧对话中。[36] 剧中人物的独唱有时也会在一场中出现,[37] 而歌队有时也会以齐唱的形式参与到对话中。[38]  

四.   第一场结束后,歌队出场,唱起合唱歌(斯塔西蒙),是为第一合唱歌。如此,与场景交替进行,通常为三场+三支合唱歌,或五场+五支合唱歌。合唱歌的数量与场景等同,[39]基本上是由歌队齐唱的,用于评价人物、勾勒剧情,其形式和进场歌相似,仍由若干分节歌构成。[40] 合唱歌的表演往往伴随舞蹈动作,其形式多样。[41]  

五.   退场。一般由歌队长和剧中人物的对话构成。[42]在剧终时,歌队会在阿夫罗斯伴奏下唱着退场歌(exodos)离场,其格律和进场歌一样,多为短短长格。[43]全剧结束。  



从具体的悲剧文本中可以窥见音乐在古希腊悲剧的时间结构中的地位和配乐部分在全部戏剧进行中的比重。我们从三大悲剧家的剧作中各选一部代表性作品,根据其戏剧文本来进行大致的统计。[44]选择这三部作品的原因在于:(1)均为三位剧作家最具代表性的名作;(2)三部作品的场次和规模大致相当(均为古希腊悲剧中常见的五场结构),便于比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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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19 19:09:09 | 显示全部楼层



       

    埃斯库罗斯《阿加门农》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欧里庇得斯《美狄亚》  

    剧本构成及每一场中的音乐部分、诗行数  

    出场角色[46]及其表演形式  

    剧本构成及每一场中的音乐部分、诗行数  

    出场角色及其表演形式  

    剧本构成及每一场中的音乐部分、所占诗行数  

    出场角色及其表演形式  

    开场(1-39)  

    守望人(说白)  

    开场(1-99)  

    安提戈涅(说白)、伊斯墨拉(说白)  

    开场(1-130)  

    保姆(说白)、保傅(说白)、美狄亚(说白)  

    进场歌(40-257):  

    序曲  

    第一曲:首、次、末  

    第二曲:首、次  

    第三曲:首、次  

    第四曲:首、次  

    第五曲:首、次  

    第六曲:首、次  

    歌队(咏唱)  

    进场歌(100-161):[47]  

    第一曲首节(100-109)、第一曲次节(117-126)  

    第二曲首节(133-140)、第二曲次节(147-154)  

       

    歌队(咏唱)、歌队长(说白)  

    进场歌(131-212)[48]:  

    首节(148-159)、  

    次节(173-184)、  

    末节(204-212)  

    歌队长(说白)、保姆(说白)、美狄亚(说白)、歌队(咏唱)  

    第一场(258-354)  

    歌队长(说白)、克吕泰墨斯特拉(说白)  

    第一场(162-331)  

    克瑞翁(说白)、歌队长(说白)、守兵(说白)  

    第一场(213-409)  

    美狄亚(说白)、歌队长(说白)、克瑞翁(说白)  

    第一合唱歌(355-488):  

    序曲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第三曲:首、次、末  

    歌队  

    (咏唱)  

    第一合唱歌(332-383):[49]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歌队(咏唱)、歌队长(说白)  

    第一合唱歌(410-445):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歌队(咏唱)  

    第二场(489-680)  

    歌队长(说白)、传令官(说白)、克吕泰墨斯特拉(说白)  

    第二场(384-581)  

    守兵(说白)、歌队长(说白)、克瑞翁(说白)、安提戈涅(说白)、伊斯墨涅(说白)  

    第二场(446-626)  

    伊阿宋(说白)、美狄亚(说白)、歌队长(说白)  

    第二合唱歌(681-782):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第三曲:首、次  

    第四曲:首、次  

       

    歌队(咏唱)  

    第二合唱歌[50](582-630):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歌队(咏唱)、歌队长(说白)  

    第二合唱歌(627-662):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歌队(咏唱)  

    第三场(783-974)  

    歌队长(说白)、阿伽门农(说白)、克吕泰墨斯特拉(说白)  

    第三场(631-780)  

    克瑞翁(说白)、海蒙(说白)、歌队长(说白)  

    第三场(663-823)  

    埃勾斯(说白)、美狄亚(说白)、歌队长(说白)  

    第三合唱歌(975-1034):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歌队(咏唱)  

    第三合唱[51]歌:首、次(781-805)  

    歌队(咏唱)、歌队长(说白)  

    第三合唱歌(824-865):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歌队(咏唱)  

    第四场(1035-1330):  

    卡珊德拉和歌队交替咏唱的抒情歌(1072-1177):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第三曲:首、次  

    第四曲:首、次  

    第五曲:首、次  

    第六曲:首、次  

    第七曲:首、次  

    克吕泰墨斯特拉、歌队长、卡珊德拉、歌队  

    第四场(806-943):安提戈涅的哀歌[52]:  

    第一曲首节(806-816)、  

    第一曲次节(823-833)  

    第二曲首节(839-854)、  

    第二曲次节(857-871)、  

    第二曲末节(876-882)  

       

    安提戈涅(咏唱/说白)、歌队长(说白)、克瑞翁(说白)  

    第四场(866-975)  

    伊阿宋(说白)、美狄亚(说白)、歌队长(说白)  

    抒情歌(1331-1342)  

    歌队  

    第四合唱歌(944-987):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歌队(咏唱)  

    第四合唱歌(976-1001):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歌队(咏唱)  

    第五场(1343-1576):  

    歌队的哀歌(1407-1550):[53]  

    序曲首节(1407-1411)  

    序曲次节(1426-1430)  

    第一曲首节(1448-1454)  

    叠唱曲(1455-1461)  

    第一曲次节(1468-1475)  

    叠唱曲(1476-1478)  

    第二曲首节(1482-1488)  

    叠唱曲(1489-1497)  

    第二曲次节(1505-1512)  

    叠唱曲(1513-1520)  

    第三曲首节(1530-1536)  

    叠唱曲(1537-1550)  

    第三曲次节(1560-1566)  

    叠唱曲(1567-1570)  

       

    阿伽门农、歌队长、歌队队员1-11、克吕泰墨斯特拉、歌队  

    第五场(988-1114)  

    忒瑞西阿斯(说白)、克瑞翁(说白)、歌队长(说白)  

    第五场(1002-1250)  

    保傅(说白)、美狄亚(说白)、歌队长(说白)、传报人(说白)  

    ——[54]  

       

    第五合唱歌(1115-1154):  

    第一曲首、次  

    第二曲首、次  

    歌队(咏唱)  

    第五合唱歌(1251-1292):[55]  

    第一曲首、次(1251-1270)  

    第二曲首节(1273-1278)、  

    第二曲次节(1282-1292)  

    歌队(咏唱/说白)、孩子甲(说白)、孩子乙(说白)  

    退场(1577-1673)  

    埃癸斯托斯、歌队长、克吕泰墨斯特拉  

    退场(1155-1353):  

    克瑞翁的哀歌[56]:  

    第一曲首节(1261-1269)、  

    第一曲次节(1272-1277)  

    第二曲首节(1284-1292)、  

    第二曲次节(1295-1300  

    )  

    第三曲首节(1306-1311)、  

    第三曲次节(1316-1325)  

    第四曲首节(1328-1333)、  

    第四曲次节(1340-1347)  

    报信人(说白)、歌队长(说白)、欧律狄刻(说白)、克瑞翁(咏唱)  

    退场(1293-1414)  

    伊阿宋(说白)、歌队长(说白)、美狄亚(说白)  

       

       

       

       

    退场歌(1415-1419)  

    歌队(咏唱)  

       

    根据上表统计,《阿伽门农》中的配乐部分在全剧中的比重约为46%,《安提戈涅》为32%,《美狄亚》则为19%。这还不包括采用长短格(trochaic)的往往用舞蹈和音乐伴随的诗行[57]。从总体上来看,音乐在古希腊悲剧形成的过程中扮演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古典时期悲剧的创作与演出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当然,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的古希腊悲剧进程中,音乐的成分在不断减弱,从最初诗乐紧密关联和共同起源,发展到诗歌和戏剧的自身独立性不断增强,戏剧配乐最终成为一种传统的保留或者依附戏剧场景的形式:这可以看成是古希腊悲剧在发展过程中,音乐和戏剧关系的最终结果,也是以戏剧场景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悲剧区别于从头至尾由音乐伴唱的史诗和抒情诗的重要特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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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悲剧的演出形式来看,音乐部分的主要承担者——歌队,在剧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而丰富多彩的,通过上表的分析可以看出,歌队的出场形式包含:歌队长、单独的歌队队员、歌队全体、歌队分组等多种类型。歌队长是悲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演员,并起到了联系舞台和观众的作用。而歌队成员则承担了群众演员和合唱队员的双重任务,他们以全体、分组或个别的方式参与到戏剧对话和戏剧配乐中。穿插在悲剧各场之间的合唱歌,是戏剧音乐最集中使用的唱歌,对于抒发感情、暗示剧情和塑造形象极为重要;而各场之中由歌队自身或者歌队和演员(有时也由一位或几位演员)共同表演的抒情歌与哀歌,则是戏剧动作与对话的有机组成部分。歌队及其合唱歌能否与戏剧整体融会贯通,是衡量一出悲剧成败的重要标准之一。[59]  

尽管古希腊悲剧的音乐部分已经不存于世(传抄于公元前3-2世纪的欧里庇得斯《俄瑞斯忒斯》中的颂歌片断是极其罕见的孤例[60]),但从完整传世的文学文本来看,三位悲剧大师都充分发挥音乐的作用并且使其服从戏剧的整体结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配乐尽管被阿里斯托芬揶揄为重复老套,但在他的剧作中,音乐成分却占有最重的比重,一些重要的戏剧动作,离开了音乐部分便无法进行。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配乐,应该是较为简朴、肃穆而富于某些地域特征的。[61]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体现了音乐和诗歌在悲剧中的完美平衡,并因此得到亚里士多德的推崇。他的音乐相比于埃斯库罗斯更富于律动的变化,将歌队人数由12名增加至15名,所运用的歌唱形式和旋律素材也更为丰富。[62]《俄狄浦斯王》中的进场歌和四首合唱歌伴随着剧情的层层推进,与俄狄浦斯的宿命的公布步步相随,其规模长短也与戏剧的紧张度相一致,而穿插在第二场和退场中、由歌队和俄狄浦斯对唱的两支哀歌则对于对推动剧情发展和表现强烈的情感具有关键性的结构意义。[63] 欧里庇得斯虽然被认为不善于使用歌队,但却能创造性地将演员的独白或对白处理成配乐的成分(如《特洛亚妇人》第一场卡珊德拉独唱的抒情歌和第二场中安德洛玛刻与赫卡柏对唱的抒情歌)[64],从而取得了强烈的戏剧感染力。[65]  

  

三.悲剧中的音乐与古典时期希腊人的音乐观念  

    古希腊人对音乐之于人的内心效用有自身独特的认识,而他们对待音乐的态度与运用包括悲剧在内的艺术手段治理邦国、表达政见、探究人生的传统是一致的。在雅典的黄金时期和古希腊文化的全盛时代,包含着动人音乐的悲剧成为人民最喜闻乐见的综合艺术形式和诗人最着力创造的文艺体裁,绝非偶然。从古希腊悲剧的实践与理论中音乐所占的地位与功能,亦可窥见古希腊人对音乐的认识,即:音乐并非独立存在的艺术形式,而是附着于诗歌和戏剧并为之服务的(无论是史诗、抒情诗还是悲剧都是如此);但为了表现戏剧的内容和悲剧的严肃主题,形式多样的音乐成分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对歌队运用的成功与否,甚至会影响到悲剧的评奖)。悲剧作家高度重视音乐的写作,会使用各种调式、乐器和演唱形式,与诗歌、剧情有机统一、水乳交融。尽管古希腊悲剧的配乐没有保留下来,但通过剧本和各种文献,可以想见其上演时的效果应是非常动人的,三位悲剧大师本人也是优秀的戏剧音乐作曲家。悲剧中的音乐一方面面向传统,受到史诗、抒情诗、羊人剧等音乐的影响,同时也注意吸收同时代各地域的特色音乐素材,并运用各种乐器以增强戏剧效果,实现“模仿”的艺术目的。[66]  

但悲剧中的音乐并非独立而完整的艺术形式,音乐对于戏剧本身而言,只是一种附加的装饰或者固定的传统,音乐可以增强戏剧性,但戏剧性的获得却并不依赖于音乐。在此,我们注意到,古希腊悲剧尽管是诗乐一体的综合艺术,但却不同于欧洲17世纪之后产生的歌剧。尽管佛罗伦萨卡梅拉塔社团的艺术家和蒙泰威尔第等早期歌剧作曲家,都力图模拟古希腊悲剧高贵、肃穆、简朴而动人的风格,但歌剧的主要表现形式却是建立在多声部织体之上的音乐语汇。古希腊悲剧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其实是音乐成分不断削弱、戏剧独立性日渐增强的过程,这与音乐性不断增强并成为最终戏剧张力来源的西方歌剧的发展过程完全不同。悲剧诗人并未调动他们创造性的才能去极力拓展音乐的语汇与表现力。音乐成分在古希腊悲剧中的消减乃至最终丧失也体现了古典时代晚期的希腊人要求对音乐加以节制的观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到:  

   

“我但愿有一种曲调可以适当地模仿勇敢的人,模仿他们沉着应战,奋不顾身,经风雨,冒万难,履险如夷,视死如归。我还愿再有一种曲调,模仿在平时工作的人,模仿他们出乎自愿,不受强迫或者正在尽力劝说、祈求别人,——对方要是神的话,则是通过祈祷,要是人的话,则是通过劝说或教导——或者正在听取别人的祈求、劝告或批评,只要是好话,就从善如流,毫不骄傲,谦虚谨慎,顺受其正。就让我们有这两种曲调吧。它们一刚一柔,能恰当地模仿人们成功与失败、节制与勇敢的声音。”[67]  

   

在柏拉图看来,只需要多利亚调式和弗里吉亚调式就足够了,至于乐器,只需保留阿波罗的里拉琴足矣,并且“不应该追求复杂的节奏与多种多样的韵律,” 凡是可能模仿“卑鄙、凶暴、疯狂或其他邪恶”[68]的素材都应在禁止之列。[69]这种功利主义的音乐观念一直影响到希腊化时代,[70]并且最终在作为新柏拉图主义者的早期基督教教父的音乐神学观念中扎根下来。中世纪的教仪剧可以视作遵循柏拉图音乐观念的古希腊悲剧在后世极其粗糙与浅薄的投影。  

但雅典全盛时期悲剧的音乐效用,毕竟不能完全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政治日渐衰落后的观念来检视。尽管古希腊人从未视音乐为诗歌这样独立存在的模仿艺术,尽管音乐成分在悲剧中并未占据主导的地位,但古典时期悲剧音乐的创作实践也引起了一些哲人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  

   

   “怜悯、恐惧、热忱这类情感对有些人的心灵感应特别敏锐的,对一般人也必有同感,只是或强或弱,程度不等而已。其中某些人尤其易于激起宗教灵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每每被祭颂音节所激动,当他们倾听兴奋神魂的歌咏时,就如醉似狂,不能自已,几而苏醒,回复安静,好像服了一帖药剂,顿然消除了他的病患。[用相应的乐调]也可以在另一些特别容易感受恐惧和怜悯情绪或其他任何情绪的人们,引致同样的效果;而对其余的人,依各人感应程度的强弱,实际上也一定发生相符的影响:于是,所有的人们全都由音乐激发情感,各各在某种程度上祛除了沉郁而继以普遍的怡悦。所以这些意在消释积悃的祭颂音节实际上给与我们大家以纯正无邪的快乐。”[71]  

   

这段话好似是对前引亚氏《诗学》第六章中“悲剧的定义”的注解与引申。所谓“一帖药剂”,原文即是“卡塔西斯”,而这里所论及的专为音乐的“疏泄”性能。[72]这似乎是由音乐的模仿手段所引起的重要情感宣泄功能与审美效用,联系到悲剧中的配乐场景,当观众聆听安提戈涅的和俄狄浦斯的哀歌时,这种对心智和身体的纯粹的净化作用——“卡塔西斯”——便会油然而生。以观照艺术作品时的审美愉悦化解内心的不安,并启迪人的灵魂,这与我们观看威尔第的《奥赛罗》或倾听肖斯塔柯维奇《第五交响曲》时的内心触动似乎并无二致。虽然古希腊悲剧音乐的面貌少有遗存,但时人面对它的感受却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传递至今。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音乐在古希腊悲剧中所引起的崇高美感和动人力量与后世杰出音乐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亦存在相通之处。如果说,古希腊悲剧引导人民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诗歌与剧情来完成的,那么其净化心灵的力量——“卡塔西斯”——便不能离开音乐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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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J.K.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黄洋、宋可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页。  

[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0-51页。  

[3] 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464页。  

[4] 转引自:J.K.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黄洋、宋可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05页。  

[5] 参见: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见《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页。  

[6] 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见《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9页。  

[7] 参见: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见《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9页。  

[8] 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499页。  

[9] 参见: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见《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12页。  

[10] 罗念生:《论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见《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23页。  

[11]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五章),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58-59页;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修辞学》·佚名:《喜剧论纲》,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3页。  

[12] 悲剧情感中的“怜悯”,依照亚里士多德自己在《修辞学》中的定义是:“一种由于落在不应当受害的人身上的毁灭性的或引起痛苦的、想来很快就会落在自己身上或亲友身上的祸害所引起的痛苦情绪。”(亚里斯多德:《诗学》《修辞学》·佚名:《喜剧论纲》,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31页)显然,按照这一理论,古希腊悲剧作家的许多配乐场景(如《阿伽门农》第四场中卡珊德拉的抒情歌、《安提戈涅》第四场中安提戈涅的哀歌以及《特洛亚妇女》第二场中安德洛玛刻和赫卡柏合唱的抒情歌)都属于运用“言语”和“唱段”配合的形式,引起“怜悯”之情的范例。  

[13] 依照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恐惧”的定义是:“一种由于想象有足以导致毁灭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祸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绪。” (前引书,221页)那么,《俄狄浦斯王》退场中歌队和俄狄浦斯合唱的哀歌便是引起“恐惧”的例证。  

[14] “疏泄”一词,原文为“卡塔西斯”(“katharsis”,罗念生译为“陶冶”),在古典时期的希腊,这一术语兼有宗教、医学、哲学和艺术的多重含义:就宗教意义而言,有“涤罪”、“洗净”之意;就医学而言,则为“宣泄”与“平衡”之意;而在哲学家的思辨活动中,“katharsis”则具有净化和升华人类心灵的意义。亚里士多德并将这一概念与音乐的功能相联系,他在政治学中提出:音乐除了有教化、消遣功用之外,还可以像药物或治疗一样引发人心中狂热的情感,从而使情绪得到释放与疏泄,并从中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附录),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226-233页;亚里斯多德:《诗学》《修辞学》·佚名:《喜剧论纲》,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39页注;戴维斯:《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陈明珠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50-54页)。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理论(尽管对“katharsis”在《诗学》中的定义历代存在许多争论)对于理解古希腊悲剧中音乐作为摹仿手段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古典时代的希腊学者对于音乐的审美功能的初步认识(详后文)。  

[15] 原文为“Harmonia[kai melos]”,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六章),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67页注。罗念生译本中“唱段”作“歌曲”。  

[16]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六章),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63页。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修辞学》·佚名:《喜剧论纲》,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6页。  

[17] 同上,64页;参见:罗念生译本,36-37页。这六个基本成分,罗译本作“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  

[18] 参见:Denise Davidson Greaves: “Tragoidia”, NGDMM,2001。“tragōidia”字面意思为“山羊歌”,大约是指歌队队员扮演成山羊的模样,而悲剧最先起源于祭祀酒神的仪式中的颂歌与山羊舞蹈,即“狄苏朗勃斯”(Dithurambos)形式。(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附录),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248-249页;252-253页;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见《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页。)  

[19] 参见:Warren Anderson /Thomas J. Mathiesen:“Arion”,NGDMM,2001;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四章注),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55页;前书附录,248-249页。  

[20] 参见:Denise Davidson Greaves: “Tragoidia”, NGDMM,2001;  

[21] 参见:Giovanni Comotti: Music in Greek and Roman Culture, English translated by Rosaria V. Muns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2。  

[22] 萨图罗斯剧(saturoi,又译“羊人剧”)是一种内容取自传说的滑稽剧种(但不同于古希腊喜剧),约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有较多舞蹈动作,篇幅比悲剧要短。 欧里庇得斯的《园目巨人》(Cyclops)是现存唯一的完整剧目。参见:(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四章注),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56页;252-253页;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见《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页;70页。)  

[23]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四章),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48-49页;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修辞学》·佚名:《喜剧论纲》,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0页。  

[24] 参见:Denise Davidson Greaves: “Tragoidia”, NGDMM,2001  

[25] 如埃斯库罗斯《阿加门农》第四场歌队长和卡珊德拉的对白及终场前与王后的对话。  

[26] 如《阿加门农》第五场阿加门农中剑后长老们的对话。  

[27] 帕罗道斯(进场歌)是歌队入场时在行进中唱的段子,而斯塔西蒙(合唱歌)则是歌队入场后处在固定的戏剧位置唱的歌,某些斯塔西蒙在唱时会伴有舞蹈动作。(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二章注),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95-96页。)  

[28]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二章),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93页;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修辞学》·佚名:《喜剧论纲》,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3页。  

[29] 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二章注),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95页。柏拉图指出,“emlos”由三个部分组成:“语言”(logos)、“音调”(harmonia)、“节奏”(rhuthmos)。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一章注),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32页;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103页。  

[30] 有时,“ode”亦可指“melos”,二者含义可以互换(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一章注),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36页。)。例如埃斯库罗斯《波斯人》中第一支歌就称为“ode”,参见: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53页注。  

[31] 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一章注),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32页;36页。  

[32] 例如: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中,欧里庇得斯调侃埃斯库罗斯:“好,在这儿我可要证明他是怎样的一个蹩脚的音乐家(melopoios)了,他总是谱一些一成不变的曲调。”(阿里斯托芬:《地母节妇女·蛙》,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11页;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六章注),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68页。)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埃斯库罗斯悲剧的音乐部分是比较乏味的,不过这并未阻止他的作品在当时受到欢迎(其作品曾13次获奖),并且从剧本来看,他对于歌队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参见:罗念生:《论古希腊戏剧》,见《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8-23页)。  

[33] 个别悲剧因为故事情节为观众所熟悉,也会省略开场白,例如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因描写的是刚刚结束的希波战争,就直接从歌队进场的合唱开始。  

[34] 进场歌的表演形式的多种多样的,有完全由歌队齐唱完成的(如埃斯库罗斯《阿加门农》);有由歌队齐唱与剧中人物的说白交替完成的(如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有由歌队齐唱和歌队长的说白交替完成的(如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有把歌队分成两个部分,交替演唱并与歌队长的说白来完成的(如欧里庇得斯的《阿尔刻提斯》);有把歌队分成交替的两部分和剧中人一起演唱完成的(如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亚妇女》);甚至有将进场歌处理成剧中人物与歌队长的对话的(如欧里庇得斯的《伊菲革涅在陶洛人里》)……不一而足。  

[35] 参见: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25页注。  

[36] 例如《阿加门农》第五场开头。  

[37] 例如欧里庇得斯《特洛亚妇女》第一场中卡珊德拉的独唱抒情歌。  

[38] 例如《阿加门农》第五场中歌队以带叠歌的分节歌和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说白之间的对话。  

[39] 个别悲剧(例如《波斯人》)在第一场之前还有合唱歌,这样,歌队的合唱歌就比场景多一个。  

[40] 有的合唱歌中会插入一些剧中人物的说白,如《美狄亚》第五合唱歌中美狄亚两个儿子的呼唤;也有由歌队长在歌队唱完后以说白进行总结的,如《安提戈涅》的第一至第三合唱歌。有时,由于戏剧情节的紧凑,场与场之间的长大的合唱歌可能会被较短的抒情歌所替代(如《阿加门农》第四场和第五场之间的抒情歌和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第五场和退场之间的抒情歌)。  

[41] 例如:欧里庇得斯的《希波里图斯》(Hippolytus)一剧的第三合唱歌可能是由一个女子合唱队和一个附加的男子合唱队交替表演而成。(参见:Denise Davidson Greaves: “Tragoidia”, NGDMM,2001)。  

[42] 个别悲剧在退场中也会有歌队的演唱,例如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的退场。其构成与进场歌略同。  

[43] 退场歌在现存的许多悲剧剧本中都没有保存下来(尤其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欧里庇得斯悲剧中的退场歌大多短小(如《美狄亚》和《特洛亚妇女》),可能因为这时观众已开始散去,剧作家对其不甚重视的缘故。有的退场歌甚至被用在不同的剧目中。(参见:Denise Davidson Greaves: “Tragoidia”, NGDMM,2001)。  

[44] 这种方法尽管粗率,但却较为直观。有的西方学者亦曾根据剧本中剧词的格律和类型,粗略统计过一出悲剧中的音乐成分。如J.G.Landels指出:在欧里庇得斯的《伊翁》(Ion)中,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全部或部分的配乐咏唱的,在全部约两个时的演出时间中约占四十分钟的长度(参见:John G. Landels: Music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Routledge, 1999,p.18)。  

[45] 根据罗念生中译本,见: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07-249页、293-330页;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9-127页。同时参考Moses Hadas所编的《希腊戏剧选集》中的英译文,见:Moses Hadas(ed.): Greek Drama, Bantam books, 1965。  

[46] 每场角色均按出场顺序排列。  

[47] 这首进场歌由歌队的咏唱和歌队长的说白交替构成。  

[48] 这首进场歌由歌队的咏唱和歌队长、保姆和美狄亚的说白交替构成。  

[49] 在歌队连续咏唱的合唱歌后有歌队长说白的短小尾声(376-383)。  

[50] 在歌队连续咏唱的合唱歌后有歌队长说白的短小尾声(625-630)。  

[51] 在歌队连续咏唱的合唱歌后有歌队长说白的短小尾声(801-805)。  

[52] 这首哀歌由女主角的咏唱和歌队长的说白交替构成。  

[53] 这首哀歌与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说白交替进行。  

[54] 译者注:“第五场与退场之间没有合唱歌,也许是因为第五场里的哀歌太长了,歌队再没有什么可唱了。”(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70页注。)  

[55] 这首合唱歌由歌队的咏唱与歌队的一句说白(1280-1281)和两个孩子的说白交替构成。  

[56] 这一哀歌与克瑞翁、歌队长和报信人的对白交替进行。  

[57] 参见:John G. Landels: Music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 Routledge, 1999,p.18。这位学者正是将这种诗行也计算在内,从而推测出《伊翁》中应有三分之一的配乐部分。  

[58] 从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六章中对构成悲剧的6种成分的三种排列顺序,似乎可以看出古希腊悲剧中音乐所处的不同位置。在谈及各种成分对于悲剧对行动的摹仿的作用时,“唱段”(melopoiia)被置于场面之后的第二的位置(《诗学》:1449b30 -50a 4),而在后文谈及各种成分的重要性时( 1450a 8-10, 1450a 38-b20),音乐却分别被置于最后和倒数第二的位置,这反映出古典时代晚期的学者对于悲剧中音乐所起的作用的认识(参见:戴维斯:《哲学之诗》,陈明珠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65页)。  

[59] 亚里士多德说:“应该把歌队看作是演员中的一分子。歌队应是整体的一部分,并在演出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像在索福克勒斯,而不是像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里那样。在其他诗人的作品里,合唱部分与情节的关系就如它们与别的悲剧一样不相干。”(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八章),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132页;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修辞学》·佚名:《喜剧论纲》,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77页。   

[60] 参见:格劳特、帕里斯卡:《西方音乐史》,汪启璋等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18-21页。  

[61] 在阿里斯托芬的《蛙》中,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互相攻击对方的音乐,后者称前者用基萨拉琴伴奏的抒情合唱曲乏味单一,并绘声绘色地模拟了一首,一旁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插话说:“什么‘忒楞楞’?是马拉松的吼声,还是你从哪儿捡来的打水调?”(阿里斯托芬:《地母节妇女·蛙》,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13-215页。)而在《阿伽门农》中,诗人为了表现特洛伊战俘的悲哀,似乎还使用了小亚细亚的特殊音调,第四场中歌队质问卡珊德拉唱的抒情歌:“你为什么用这难懂的声音,这高亢的调子,唱这支可怕的歌?”(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35页。)在《波斯人》退场中,歌队唱到“我发出,发出这不详的呼声,这多泪的悲音,这哭丧的马立安人的哀号来迎接你归来。”(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47页。)所谓“马立安人的哀号”(Mariandynian lamentations),系指波斯帝国黑海沿岸的一个善于咏唱悲歌的部族(参见:前引书,69页注),诗人为刻画波斯人被击败后的丧痛,似乎运用了地域性的音乐素材及伴奏乐器(参见:Giovanni Comotti: Music in Greek and Roman Culture, English translated by Rosaria V. Muns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3)。  

[62] 参见:Giovanni Comotti: Music in Greek and Roman Culture, English translated by Rosaria V. Muns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33。  

[63] 参见: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43-395页。  

[64] 参见: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83-234页。  

[65] 在阿里斯托芬的《蛙》中,埃斯库罗斯对欧里庇得斯反唇相讥:“这家伙却从所有的妓女歌、墨勒托斯的饮酒歌、卡里亚的双管乐,以及挽歌、舞曲里东借西抄。”又说:“你谱出了这样的曲子,你的歌儿都好像是按照妓女基利尼的十二种姿势造出来的,你还有胆量来指责我?”(阿里斯托芬:《地母节妇女·蛙》,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215-217页。)还提到:“你曾经搜集克里特独唱曲,把不洁净的婚姻介绍到诗里”(前引书,181页)。话虽粗俗,但出自其同时代作家的喜剧中,表明欧里庇得斯对悲剧中的独唱音乐十分重视,其素材来源广泛而且富于感官之美。  

[66] 有关古希腊悲剧文本中反映的悲剧配乐的信息和古希腊音乐生活的材料,可参见:Andrew Barker (ed.): Greek Musical Writings, Vol. I: The Musician and his 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62-92。  

[67]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104页。  

[68] 同上,105页。  

[69] 柏拉图对悲剧完全秉承一种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在《法律篇》中,他认为悲剧演出必须在“公众教育的掌管者”的棍棒挟持下,使听众“屏息静听到底”。否则,如果听任听众的感官需求,用动人的音乐素材加上挑逗的歌词,就会在“群众中养成一种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习气,使他们自以为有能力去评判乐曲和歌的好坏”,这样,“一种邪恶的剧场政体就生长起来,代替了贵族政体。”(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245-246页。)  

[70] 生活在罗马帝国初期希腊语作家普鲁塔克在《伯里克利传》的开头写道:“当我们爱慕一件事物时,随之产生的并不是一种想要模仿它的冲动。恰恰相反,情况往往是,我们喜欢一件工作,却看不起做这件工作的人。……安提斯特涅斯[苏格拉底的一位学生]说得好,当他听说伊斯墨尼阿斯是个极好的吹笛手的时候,他就说道:‘这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否则他就不会吹笛子吹得这么好了’。在一次宴会上,腓力的儿子[指亚历山大大帝]弹琴弹得非常好,腓力也对儿子说道:‘你弹得这么好,不觉得惭愧吗?’因为,一位国王如果能在闲暇听听别人弹琴,已经足够了;一位国王如果能作为一个观众听听别人比赛音乐,已经是对缪斯致以极大的敬意了。”(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461-462页。)  

[7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431页。  

[72] 参见:戴维斯:《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陈明珠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53页。  

   

参考文献(以出版时间为序)  

[1]Egon Wellezs(ed.): History of Music in Sound: Ancient and Oriental Mus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2]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  

[4]Moses Hadas(ed.): Greek Drama, Bantam books, 1965  

[5]Edward A. Lippman: Musical Thought in Ancient   Greece  , Da Capo Press, 1975  

[6]Andrew Barker (ed.): Greek Musical Writings, Vol. I: The Musician and his 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7]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  

[8]Giovanni Comotti: Music in Greek and Roman Culture, English translated by Rosaria V. Muns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9]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  

[10]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  

[11]格劳特、帕里斯卡:《西方音乐史》,汪启璋等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  

[12]Olivier Strunk(selected & annotated), revised edition , G.E. by Leo Treitler: Source   Readings   in Music History, W.W. Norton & Company, 1998  

[13]John G. Landels: Music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 Routledge, 1999  

[14]Denise Davidson Greaves: “Tragoidia”, NGDMM,2001  

[15]——: “Theatron”, NGDMM,2001  

[16]Warren Anderson etc. : “Aeschylus”, NGDMM,2001  

[17]——: “Sophocles”, NGDMM,2001  

[18]——:“ Euripides”, NGDMM,2001  

[19]Michael Tilmouth/ Thomas J. Mathiesen etc.: “Ode”, NGDMM, 2001  

[20]Geoffrey Chew/ Thomas J. Mathiesen: “Komos”, NGDMM, 2001  

[21]Warren Anderson /Thomas J. Mathiesen:“Arion”,NGDMM,2001  

[22]阿里斯托芬:《地母节妇女·蛙》,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亚里斯多德:《诗学》《修辞学》·佚名:《喜剧论纲》,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4]埃斯库罗斯:《悲剧三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5]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6]罗念生:《论古典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7]J.K.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黄洋、宋可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9]M.戴维斯:《哲学之诗——亚里士多德〈诗学〉解诂》,陈明珠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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