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要说明：从禾、木之象的甲骨文“、、、”实非乐字，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说“卜辞中乐无用作音乐义之辞例”甚是。从木白幺的金文“、、”与从木白丷的金文“”才是真乐字，从幺表悬铃，从侧写丷表鼓鸣（还有从或彡者，见黄光武《释“穆”》引魏碑）。清代周亮工、刘心源以来因“樂”字两幺符似“8”等而谓“乐”字源自乐器弦丝、禾穗、葫芦、栎树、药（藥）草、栾（欒）树等实是完全错谬的（花生大豆等果实也象“8”），《说文》说“乐”字“象鼓鞞木虡”实有根据并得大要（石鼓文及汉唐砖有“、、”等）。 二、《乐记》精神“乐”三小义。厘清“乐”字来源及“奏乐之乐→礼乐之乐”的概念发展，《乐记》“精神之乐”就好理解了。《乐记》核心议题之一是音乐与感情的关系，如《乐本》首章定义“音—乐”概念，第二章就专论“情—声（歌）”关系，说哀乐喜怒敬爱六情各显发为歌声之噍杀、啴缓、发散、粗厉、直廉、和柔六征，并说感情关乎社会治理（情→声→治）；第三章又说安乐、怨怒、哀思等歌声各体现民风政气之和乖困等，并说声音关乎政治（声→情→政）。《乐言》说人心哀乐喜怒无常及六类音声各激六类民心，《乐化》、《乐象》、《乐施》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者乐也……乐者，心之动也……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之精神乐。以下分述《乐记》精神“乐”的安和（安乐）、心动（情动）、喜好（欲愿）三义。 （一）最高境界的安和之“乐”。《乐记》论哀乐喜怒敬爱六情时，乐喜二字并非同义，郑玄未注其别，孔颖达各解以“欢乐”、“喜悦”并谓“乐是长久之欢，喜是一时之悦”，南宋卫湜说“喜是乐之初，乐是喜之终”，此皆不合生活情理与歌唱现象。然精研《乐记》谈精神乐之章句，可知六情之“喜”实是欢喜欢乐义（即今谓快乐），所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即喜心歌声特色为高亢发散；而六情之“乐”实是安和康乐义（江文也谓“法悦境”，朱熹曾曰“乐则和平之极也”），故曰“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又曰“啴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孔疏“康，安也”）、“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等。 《乐记》论人心感情时用“喜”字而不用“乐”字以表欢喜快乐义，其深层原因当是“乐”字所源之建鼓及建鼓乐在当时从属礼活动，故乐活动、乐概念皆主精神安和之旨（《魏文侯》篇可证）；而“喜”字所源之“壴”本指一般矮鼓，故多用于俗乐活动及代表俗乐心理。儒家重礼，故论乐则言礼乐、大乐，论乐心理则言和乐、安乐，故《乐记》说“乐者敦和”、“乐极和”、“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等。若明《乐记》精神“乐”的安和义项及儒家重“和”的主张及原委，则《乐本》篇“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性］……则王道备矣”、“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之旨即明。 （二）统摄诸情的心动之“乐”。《乐记》首篇这样专论六情与歌声之关系：“乐者，音（歌）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此章“音（歌）之所由生”之“乐”，显然不是行为乐中的某义（如奏乐/乐曲/乐舞/礼乐等），而必是精神乐下的某义；那分论六情前的此“音之所由生也”之总论“乐”是后文六情中之某情吗？显然也不是！ 此章明说六种歌声皆由“人心之感于物”的“乐”而生，故此“乐”属精神乐但又非六情中某情，它只能是包罗六情、总称诸感的总体性之精神乐，且此“乐”正与该章前后文“人心之动”、“情动于中”及他处“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乐者乐也……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完全同义。也唯明此，才能理解《乐本》篇“心（情）→音（歌）→乐（歌奏舞）”与“乐（六情）→音（歌）→声（六声）”的论说演进以及“情→教→治”之思想主旨。但遗憾的是：此总称六情的心动之“乐”也被孔颖达误解了，故他无视经文分述六情前所总起总论的“乐（情）→音（歌）”关系而疏曰：“此……乐声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乐，是乐由此音而生，故云音之所由生也。”他已将此“乐”解为乐曲之类，且将此“乐→音”生成次第倒为“音→乐”次第。 （三）作为喜好或欲愿之“乐”。《故训汇纂》将精神“乐”用法分为各读lè、yào的喜乐、喜好两义（读yuè则作名词）。前文已述欢喜快乐义的“乐”在《乐记》用“喜”而不用“乐”，而其义为喜好、欲愿之“乐”在《乐记》也明显存在（有目标指向、心理对象之心乐），如“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此同《论语》“知者乐水”、《孟子》“乐善不倦”、《荀子》“乐富贵者也”之乐（注意：《荀子》《乐记》“乐者乐也，君子乐……小人乐”如“乐者，心之动也”表心动情生义，此乐非喜好义）。 先秦两汉表示精神乐、心理乐的“乐”字似多广义泛义，其感动、喜好、快乐、安乐等义似多未详分。但《乐记》明显区别使用了前述精神“乐”数义，此恰恰反映了《乐记》作者的思想性与严谨性，反映了原创性的《乐记》篇章有深刻的思想体系（惜完整《乐记》不存，刘向篇序的现存《乐本》→《乐象》9篇论说体必是原创，另3篇叙事体或系外采）；且这种区分使用并非无依据无渊源，譬如荀子《礼论》“喜乐之文—哀痛之文”对言的喜乐二字当有分际，《天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藏］焉”及《正名》“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其喜乐二字亦有别，且《白虎通》“喜怒哀乐爱恶”六情说、《礼记·礼运》“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说等也同理。 三、《乐记》思想核心源自荀子。《墨子·公孟》里墨者曾以“何故为室，室以为室”来讥儒者言“何故为乐，乐以为乐”，此故事不仅证明墨家未洞察人类乐生活、儒家乐理论（“乐以为乐”即心乐心动故为乐）及荀子批评墨子“非乐”实有根据，而且更加证明《乐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者，心之动也”这类统称诸种感情的精神“乐”用法并非孤立之论（《关雎》“钟鼓乐之”实感动打动义之乐），更证明孙诒让《墨子间诂》说乐字“古读二义同音”完全正确（很多方言至今如此）。 《荀子·乐论》11段里第1—4段、6—8段共7段明显被照搬或改入《乐记》，尤其荀子“乐者乐也”这类统称心动诸情的精神“乐”及其体系性论述不仅被《乐记》照搬，且先秦仅《荀子》出现过及《墨子》引过。史载献王刘德好儒并招养东方儒生，与毛生等作《乐记》时采诸子言乐事，毛公毛生的诗学源自荀子，《毛诗序》措辞及主旨多同《乐记》，《乐记》精神“乐”三义在荀子《乐论》尤明显，《乐记》讲“血气心知之性”且论六情时“六者非性也”句在刘向《说苑》作“人之善恶非性也”正与荀子说材性本朴、血气知虑或材性知虑同，此等皆可证《乐记》主创者浓墨重彩地吸收并运用了荀子思想学说（详见笔者《〈乐记〉基本范畴与思想体系研究》、《〈乐记〉辑佚汇注及文字校勘研究》两书，未刊稿）。 总之，“行为乐—精神乐”之互应，精神乐“心乐—喜乐—安乐”之发养，是《乐记》乐概念、乐理论之要门与法宝。歌奏舞之乐不仅是《乐记》所谓“乐者乐也”的人情之“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也当是对儒家乐论有深刻体认并1940年前后作有大型管弦乐《孔庙大晟乐章》（1939）、专著《关于孔庙大晟乐章的研究》（已佚）、《中国古代正乐考——孔子音乐论》（1942）的音乐家江文也所云“含有优秀的心灵”、“清净而无邪的正乐”，是即“贵礼乐而贱邪音”的荀子所谓“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也）”。
| 
